10月23日，深圳寶安區聯防隊員楊喜利打砸男子楊武家，楊武妻子王娟阻止楊喜利反遭毒打強姦。楊武由於害怕躲在雜物間。此事件一經媒體披露，立刻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對妻子的同情，對凶手的譴責，對丈夫的呵斥，鋪天蓋地而來。
在事件已經發生，傷害已經造成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一味地譴責這位丈夫的無能，而是應該尋找造成這位丈夫軟弱無能的，除性格之外的社會因素，尋找釀成這起人間悲劇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換言之，反思進城務工人員的現實生存狀況和當地混亂不堪的基層治安管理工作，比單純地譴責這位丈夫或者說凶手更為重要。
在事後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這位自稱“世界上最窩囊的男人”有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楊武說自己“還要生活只能忍氣吞聲”，為什麼要生活就一定要忍氣吞聲？這一方面說明作為一個外來打工者，遭受不公和欺負是家常便飯；另一方面說明他在生活中已經習慣了逆來順受。事後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凶手楊喜利已經不是第一次到楊武家打砸騷擾，每次都以楊武的忍氣吞聲求得太平，忍無可忍還要忍，就是楊武們的“生存哲學”。
這就從一個側面暴露出當前進城務工人員生存狀況的惡劣。當他們連基本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都無法保障，又如何安心謀生，又談何順利發展？悲劇的發生難道僅僅是楊武性格懦弱，膽小怕事的“個人悲劇”嗎？如果他所處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沒有恃強淩弱，沒有對外來務工人員權益的忽視甚至是無視，也斷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當地基層治安管理工作中的混亂不堪，其實才是釀成悲劇的最主要原因。事發之後，楊喜利所屬的聯防隊迫不及待地撇清和他的關係——稱其是臨聘人員，事發前幾天就已經對他作出了解除合同的決定。這種借“臨時工”來推卸責任的做法已經屢見不鮮。問題是，明明知道凶手有性格暴躁，酗酒鬧事的毛病，為什麼還要把他招進聯防隊，一幹就是好幾年？楊喜利行凶的時候正是借助聯防隊員的身份恐嚇威脅受害人，甚至連毆打受害人的凶器，還是當地聯防隊配發的鐵棒、警棍。那麼對其約束又何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