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問題就出來了：設若專家觀點在徵詢意見中權重不可等閑，那麼，為什麼偏偏是“不能提高起徵點”的意見占了上風？換言之，即便這3000元是客觀公正權衡的結果，那麼，有必要先說服那些“應該提高”的專家——他們的邏輯錯在何處。更重要的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經濟法室統計，在4月25日至5月31日全國人大網上徵求意見期間，網上共有82536人對3000元起徵點發表意見，其中贊成以3000元作為起徵點的12313人，占15%；要求修改的39675人，占48%；反對的28985人，占35%；持其他意見的1563人，占2%。網上大多意見是將個稅起徵點提高到5000元。而今3000元起徵點紋絲未動，立法部門應對民意給出堅守的說明。
這樣的“說明”，絕不止於安撫民意，而是意在三處：一者，個稅調整是開門立法的典範，既然征集來的民意“多達23萬多條，創人大單項立法徵求意見數之最，超過以往20部法律草案總和”，如果民意感覺對起徵點幾無力道、不會對決策產生事實的影響，那麼，下次需要集結民意的時候，還有多少人會積極應和？二者，“3000元起徵點”越來越像一個公共議題的符號，它承載的是公共政策對國富與民富的取向，變與不變之間，不單單是利益得失問題，它可能傳遞出更多決策傾向的信號；三者，從程序建設的角度觀之，角力的過程遠比最後的結果重要，因為透明、公開、公正的辯駁，是消弭一切流言與猜忌的根本，3000元起徵點為何非要堅持不可？需要的不僅是一份像樣的“總結陳詞”，還要展示出充分的“臨場辯論”。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階層不同、立場不同、視角不同、情懷不同，在“起徵點”等公共政策的投票上，必然呈現出不一樣的姿勢。3000元起徵點也許很正確，但如果錯失了對民意給出說明的機會，這樣的“正確”遲早會在民間蘊蓄出不盡的懸疑。（時間：6月27日 來源：國際在線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