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職務調整引發的關注，一點也不亞於其“高鐵體”的熱蒸現賣。公眾之所以關注王勇平的離任，實際上是為新聞發言人制度所擔憂。面對王勇平的離任，我們同樣以為，王勇平的處境與表現其實正是反思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一個樣本。
首先，新聞發言人作為一種“制度”是社會公平發展所必須的。質疑鐵道部、責問王勇平的現場直播，就是這種“制度”所帶來的結果，公眾需要這個信息來源地。公眾可以抨擊王勇平的某些言論，但不能就此否定新聞發言人的制度性安排。
其次，王勇平是近年來中央部委中能夠積極、主動、經常性地面對媒體和公眾的發言人之一。要知道，當年“首期中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誕生的新聞發言人，能夠堅持8年的已寥寥無幾。當然，王勇平的離去也證明這是個風險極大的崗位。因此，公眾、媒體應該給予新聞發言人足夠的寬容和理解，更要給予他們一些成長的時間與空間。
第三，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涉及政府重大事項，與公眾利益直接相關，面對新媒體時代，面對質詢和問責，其自身需要規範。顯然，王勇平在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地點所犯的“低級錯誤”，必然讓自己吞下苦果。
鐵道部到底為何更換新聞發言人？這是一個需要繼續追問的話題。因為，王勇平言論之外的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顯然還存在體制上的制約。王勇平走了，信息透明、真相大白卻不會自己到來。（時間：8月18日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