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此種危害，歷史上的中國以及古今的西方並不鼓勵“大義滅親”，相反，它們多豁免近親屬間作證的義務，允許乃至鼓勵親屬之間互相隱瞞犯罪，反對乃至禁止親屬間相互舉報和作證。中國歷史上“親親相隱”的思想和法律原則由來已久。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西漢時，法律上便有“親親得相首匿”的規定，後得各朝之確認。
唐律對“親親相隱”原則作了具體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唐律還規定，控告應相隱的親屬，應當處刑。唐以後的刑律還禁止命令得相容隱的親屬作證。即使以嚴苛著稱的《大明律》，亦有“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弟不證兄，妻不證夫……”的規定。
同樣，古希臘的宗教和倫理反對子告父罪，羅馬法上甚至規定親屬之間相互告發將喪失繼承權。當今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法律一般不鼓勵家庭成員舉報自己的親屬，甚至賦予配偶等近親屬拒絕作證的權利。港澳台法律規定的親屬拒絕作證權更加寬泛，比如，台灣《刑事訴訟法典》第180條規定：“證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1）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2）與被告或自訴人有婚約者……。”
其實，“大義滅親”在中國成為一種流行的觀念，是1949年之後的產物。在毛澤東時代，為了打擊“敵人”、開展階級鬥爭，刑事政策不斷鼓勵人們之間（包括親屬之間）的相互檢舉和揭發，甚至相互鬥爭。這一做法在文革時期發展至頂峰，以致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關係緊張、劃清界限乃至互相攻擊者不在少數。
毋庸置疑，“大義滅親”違背人性與情理，阻礙法治社會的建立，實應盡快摒棄。（時間：8月25日 來源：時代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