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文明進步，犯罪分子反偵破能力也在逐步增強，作案的手段和方式也變得異常複雜，“禁強迫自證其罪”的前提是要求辦案機關必須有大量翔實的證據作為支撐，這就需要司法機關的軟、硬件設施都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質的提升，“供認不諱”可能不再是案件被偵破的一個標誌，認罪態度也將“被迫”有新的界定標準。
實際上，二次刑法的大修，是對保護公民人身權力的再次提升，從懲治犯罪為出發點轉變為以保護公民合法權利為立法之本，這是法治先進國家立法的慣例，“禁強迫自證其罪”也充分體現了我們常說的“不冤枉一個好人但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理想法治，確保這個亮點真正在執行中能夠亮起來，從某方面來說，也是體現法治文明的一大進步。這標誌著司法機關在辦案中不僅要嚴厲禁止新訓逼供，更需要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使“零口供”成為今後法律懲治犯罪的新趨勢，強調以證據為主。反過來說，禁強迫自證其罪的另一面，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有足夠“自證清白”的權力，這同樣需要辦案人員智慧和文明的提升。
可以看出，刑法的二次大修已經把保護公民的合法人身權放在了“打擊犯罪”的前面，不要輕視這個位置的調換，事實上，這是真正以人為本的司法體現，這種觀念的突破應當被看著二次刑法修改中的最大“亮點”，筆者以為，這種司法進步的“亮點”遠比“禁強迫自證其罪”的條文要光芒四射更多。（時間：8月23日 來源：四川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