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被判重刑的行賄者為何要喊冤呢？筆者認為這與當前整個社會的司法背景有關。近些年在司法懲治賄賂腐敗案件中，出現一種“只罰小姐不罰嫖客”的現象。有統計數據表明，在近年來的反腐敗工作中，行賄案件真正能進入司法程序的，不到受賄案的5%。例如郴州腐敗案中，16次向郴州紀委書記行賄的黃生福3次被傳喚3次被釋放；安徽“阜陽中院”腐敗窩案中，一些行賄者卻戴著買來的“烏紗帽”連任法院院長；雲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案中，“行賄狀元”陳族遠行賄3200萬元卻一度被取保候審未被提起公訴。
問題是，司法對唇齒相依的賄賂腐敗治理，如果出於某種功利化考慮而只強調單向打擊，對行賄者或因取證需要、或因值得同情而“網開一面”，則勢必會陷入“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治理困境。在這方面，無論是我國歷史上對行賄受賄一並治罪，還是意大利、新加坡等國家規定行賄受賄同罰，都具有借鑒意義。（時間：11月28日 來源：京華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