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如最高法所稱，吳英歸案後，如實供述所犯罪行，並供述了其賄賂多名公務人員的事實，有立功表現。綜合考量上述種種理由，吳英死刑被裁定不核准，儘管不排除此案二審後輿論鋪天蓋地的“呼籲”之功勞，但更應該視為對此前不適當量刑的糾正。
不過，免死不等於無罪。控辯雙方圍繞吳英案的爭議，主要集中於其所犯下的，究竟是不是“集資詐騙罪”。有律師甚至稱，這種爭議的核心，其實不是吳英該不該殺，而是其有罪無罪的問題。罪名的認定，須交由法律裁決——當然，種種事實也表明，吳英無罪之說，難以站得住腳。
有一種聲音，因為反對壟斷的金融體制現狀，便將吳英描述為現行金融體制之下的“落難英雄”，這顯然背離事實。壟斷的金融體制必須改革，這並無疑問，但也不等於說，吳英犯罪，倒成了反體制的英雄。如此偷換概念的意見，也會誤導人，進而混淆了是非。吳英的故事，說到底，不是正常的實體經濟對金融市場的合理需求。
總體而言，最高法對吳英案的裁定，既避免了一個生命走向極刑，也是對此前過於嚴厲判決的糾正。這是一個“慎重”的司法選擇。浙江高院最終如何審判此案，其實已無太多懸念。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類似吳英案的民間金融案件數量不少，只不過沒有吳英案這般引人關注。最高法對吳英案的裁定，也為各級司法機構針對此類案件的裁決提供了司法借鑒。（時間：4月23日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