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民政局的“相關負責人”一番回應，信口開河也好，詞不達意也好，印證了一個可怕的事實：在某些政府官員的大腦裡，公共事件的是與非，公共開支的對與錯，評判的標準不在大眾那裡，而在自己這裡。我說不過分就不過分，我說該花多少錢就多少錢。他們早就把“檢驗我們工作的標準，關鍵要看群眾擁護不擁護、群眾認可不認可、群眾滿意不滿意”，丟到爪哇國去了。
這當然不能全怪這些糊塗官員。他們的行政預算權力，長期以來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人大代議機構缺少預算審查必要的細節了解。像福利院這樣的公車奢侈消費，就極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得逞。
事件還反映出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公權機關在負面輿情中的不當反應。本來，曝光出來的公共財政醜聞，在主流民意的批評中應該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但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當事機關一味狡辯，毫不知錯，拒絕改正。當然也就不可能實現現代行政理念中的“行政自制”功能。公權得不到規範，錯誤就得不到修復。以致有的小爭議越鬧越大，越發展越失控，最終釀成公共權力形象的更大貶損。
與豪華大奔事件有一拼的是，河南信陽一個鎮政府耗資幾千萬建造的豪華辦公大樓，超過省部級標準，公眾追問之下，當事官員居然說，超標準是超前規劃，是節約。拿納稅人的錢去“超前”，還辯稱“節約”，這樣的回應，除了證明某些地方公共財政的揮霍和無度，還能說明什麼？
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構建的政府收支活動，在理論上被稱為“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真正的主人不是掌管金庫鑰匙的官員們，而是人民大眾。它的用途，只能是公共需要而非官員個人或者少部分人意願。福利院的一輛奔馳車，也許不能完全意味著公共財政的變異，但它的出現以及其後的官方反應，告誡我們所有人：公共財政的支配權，由公眾對之規範、決定和制約，一個都不能少。公共財政是一種受制財政，需接受公眾監督的理念，是“我說了算”的合肥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之類的官員，今後要好好補的課。（時間：9月8日 來源：現代快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