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相對比較微觀的針對電商徵稅問題，也引起了不少代表、委員的討論。國家稅務總局相關官員對此亦有表態，稱正在調研電子商務徵稅。
不獨電商徵稅，在全國“兩會”上，關於遺產稅、房產稅等稅種的討論同樣很多。稅收政策向來是普遍受到關注的公共議題，特別是某些重要稅種是否開征，因為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且涉及面廣，更是備受重視。
當前諸多的討論聲中，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即當下開征新稅種的動力似乎在增大。在總體稅負結構難言十分合理、稅負公平程度有待繼續提高的大背景下，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重視乃至警惕的現象。倘若稅收政策的制定不盡合理，則恐會增加民眾負擔，不利於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觀察現實國情，容易看到這樣一對矛盾：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當以減稅為方向，爭取藏富於民，但與此同時，由於財政支出壓力持續加大，通過增稅以緩解壓力的動力很大。在這樣的“減”與“增”的背後，確實是深刻的稅收政治學。
一個國家的稅收政策，與該國許多方面的國情密切相關。政治文化、經濟發展形勢等，均在不同層面影響稅收政策。開征什麼樣的稅種，選擇什麼樣的稅率，相當複雜，也需要一個不斷討論、博弈的過程。但不論怎樣博弈，一個基本的原則應是讓政府稅收收入與公共產品、服務的提供之間更為匹配。
稅收政策也牽涉不同的稅收制度（間接稅或直接稅），以及不同的徵收方式（預扣或結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共選擇理論創始人詹姆斯•布坎南曾對不同稅收制度對納稅意識的影響有過出色的分析。比如，間接稅對納稅意識影響弱，納稅人不易察覺稅收支出。在當前中國語境下談及間接稅和直接稅的選擇，以及不同稅種稅率的考慮，基本原則同樣是須避免總體稅負偏重的狀況，力爭讓民眾能夠“休養生息”。
近幾年來，諸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都提出要結構性減稅。這是一個重要而正確的方向。政府結構性地降低稅負，降低企業負擔，讓利於民，意在長遠。減稅在短期內會導致減收，一旦減稅效應發揮出來，帶動居民消費的擴大和民間企業的發展，未來的稅收總量會持續增長。如此減稅，必將是一個積極的、良性的循環過程。
問題在於，稅收收入和公共產品及服務的匹配是一個難以定量的問題。且在這個問題之外，還存在其他的因素對稅收政策造成影響。比如，行政運行成本一直偏高，這樣的成本自然需要偏重的稅收來“埋單”；比如，稅收立法中的“行政主導”體制，導致稅收政策的制定，並不完全以稅收收入和財政支出的匹配為歸依。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擴展性支出，用於樓堂管所建設等——此類支出很容易加大地方稅賦給當地民眾的負擔。
這意味著，在以減稅為趨勢的背景下，卻很可能出現背離方向、實際上加稅的狀況。從單個稅種的情況看，針對電商如何徵稅需要繼續“調研”、討論，遺產稅和房產稅等重大稅種，更需要尊重現實國情來確定，但無論如何，“結構性減稅”的結果不能演變成“結構性加稅”。
要避免稅收收入與公共產品、服務之間的不匹配，從根本上來說，是要推動預算民主的進步，要在稅收立法體制的完善上下功夫。稅收政策的制定，需要不同利益主體的充分博弈，博弈過程需要充分的公開。也唯有如此，稅收政策才能符合一個社會的總體利益，而非過於傾向某些利益主體。結合目前整體的經濟與社會條件，涉及開征新稅和加稅的政策，應當更為慎重。（時間：3月12日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