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具體的成果來講，我覺得美方得到的更多一點。一是擴大了中國的市場准入，包括2011年前，中方將取消對美國貨運航班數量和貨運承運人的所有限制，擴大美國出口；擴大對美金融開放，金融開放是保爾森和布什政府比較重視的，包括取消外資證券公司的一項准入限制，允許證券公司在華拓展業務，把QFII的額度從100億美元提高到300億美元，還包括海外財產保險公司有望將分支機搆轉成子公司，以及外資銀行可以在中國發行自己品牌的人民幣信用卡等等。凡此顯示了中國政府最大的誠意。在金融開放問題上，中國國內是有不同意見的，實踐證明中國政府還是採取了大膽的、更大程度開放的姿態。
中方也有收穫，包括我們提出來的開啟對美旅遊的談判。包括能源和環保合作，發展清潔煤技術等等。更實質性的一點是，這次沒有因為人民幣匯率問題，而使雙方立即走向貿易戰。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該說稍稍的松了一小口氣。
《21世紀》：雖然中國顯示了極大的誠意，好像美國國內還是非常不滿意，比如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羅奇剛剛寫文章分析，認為今年年底美國國會很有可能會通過對中國大規模的貿易制裁。
袁鵬：對，因為這實際上是美國兩大利益集團在中美經貿關係上較量的結果。中國只部分滿足了其中一派利益集團的需求，而並沒有減少另外一派所給的壓力。一派就是保爾森及布希政府所代表的大壟斷集團、巨型金融資本集團，意在讓中國在金融業、保險業等服務業開放，他們醉翁之意不在人民幣升值，而在金融開放。此次對話應該說部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但另一派則主要把目標放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由於中國頂住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壓力，因此在相當一批國會議員當中，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不僅沒有減緩，反而激化了。這是其一。
其二，中美經貿問題的本質就是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根據美方統計，2006年中美貿易赤字達2330億美元。這次對話雖然中方承諾金融開放，但在緩解中美貿易赤字、貿易逆差上，是不會立竿見影的，所以還沒有打消很多美國人的疑慮，壓力還存在。壓力主要來自國會，包括人民幣匯率的問題，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進口美國牛肉的問題，履行WTO承諾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所以，下半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保爾森等人願意跟中國繼續搞戰略對話，進一步要求中國開放金融領域，而國會為代表的一批人，有可能按捺不住，批評保爾森只顧自己人的利益，所以他們可能下手，採取一些他們認為更有效的辦法，比如通過一些對華制裁法案，包括著名的舒默、格林厄姆法案，要求提高中國商品27.5%的進口關稅，還比如啟動所謂特別301條款，等等。
《21世紀》：就是說雖然通過戰略對話達成了一些協定，但是對於中美的外交形勢，尤其在商業和貿易上的形勢來說還是很嚴峻的。
袁鵬：可以這麼說。平息了部分人的怨氣，解決了暫時的問題，卻沒有解決長期問題。
經貿關係：由“基石”變成“麻煩”
《21世紀》：這對於今年年底第三輪對話會有什麼樣的啟發？
袁鵬：總體來講，中美比較猛烈的貿易爭端通過對話方式來解決，這對於雙方是有好處的。中國顯示了自己最大的誠意，這個誠意在一些人看來是做了很大讓步，但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來看，這是必要的。金融開放無非是在最敏感、最核心的產業領域進一步開放而已，它是改革開放的一個推進，或者說是一個階段性的推進。這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只是究竟因美國的壓力而開放，還是我們主動開放的問題。我認為是內外因素共同起結果的產物。
應該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改革和開放的關係。中國加入WTO之前主要是以開放促改革，許多改革是靠開放來推動。當然也有不少行業或產業是先改革再開放，現在看來難度比較大，因為美國人不會有耐心等你改革完了再開放，實踐證明這不現實。現在基本上是採取邊改革邊開放的方式。因此，現階段一定要理性地評估，開放和改革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不要前面開著門，後面沒準備好。尤其是今天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壓力，已經從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全面轉向了第三產業即金融、保險、服務業，而這方面恰恰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敏感、最薄弱的環節，加之中國正處於轉型期，因此現階段的開放與過去20年的開放是不是一回事，還是發生了質變？是否需要從戰略高度，或是從更大的金融安全的角度去看待？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