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這個可能性有多大？
袁鵬：這個可能性還是存在的。為什麼美國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要求中國金融開放上，而人民幣匯率能夠放在第二位？其實人民幣匯率作為幌子，最終目的是壓中國金融，保險、證券市場對美國的開放。美國在這些方面是有經驗的，屢試不爽，物件國無一倖免。在貿易領域，中國是一個熟手，中國通過WTO，在經貿問題上跟他們打交道，問題應該不大。但在金融領域，中國還是一個門外漢。
所以，我覺得美國對中國施壓，解決巨額貿易赤字確實是個客觀存在的問題，但也不能排除美國借此說事兒，最終延緩中國發展速度的可能。前者是經濟利益，後者是戰略利益。
當然中國也有籌碼。如此巨大的經貿額，本身就是一種掣肘利器。因為美國相當一批大公司像波音、微軟、可口可樂、寶潔等還是大賺中國錢的，中美經貿出問題，它們首當其衝。第二，我們畢竟握有一萬多億的外匯儲備，這使美國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第三點，中美兩國在能源和環保上面還是有很大合作空間的，可以做到共贏。美國幫中國發展清潔能源，提高中國煤炭的使用效率，客觀上有助於緩解中美能源競爭，這方面中美還大有可為。
防止貿易摩擦與其他矛盾掛鈎
《21世紀》：就您的瞭解，美國國內對中國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之間力量對比怎樣？
袁鵬：反對中國的聲音還是很強的，但是也有所分化，他們的利益不一致，很難形成一個絕對的多數。現在最擔心就是這幾股力量合作起來，這壓力就比較大了。
有一點是他們可能達成一致的，即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也知道，人民幣匯率改變不了中美貿易赤字的結構性矛盾，但它在政治上是正確的，雖然改變不了，但總會有幫助。況且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得到了保爾森等人的認可，他們雖然不在乎人民幣升多少，但認為人民幣匯率如果走向市場化的話，它是中國整個金融系統開放的風向標。所以人民幣匯率在這一點上滿足了各種利益集團的要求，這也是人民幣匯率問題被炒得那麼凶的一個原因。
所以，此次對話雖然在其他方面達成了一些妥協，但並沒有在美國最關心的、能夠牽動美國各種利益集團神經的點上做動作，換句話說沒有打動它的內心。其結果就是，匯改壓力還在，可能過兩天會回來。因此，今年12月第三輪戰略對話，可能要進入一個理性思考的階段。
《21世紀》：這種貿易上、金融方面的摩擦，會不會造成中美關係比較大的退步？
袁鵬：經貿摩擦本身並不足以導致兩國總體關係倒退，因為今天中美關係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全面性和複合性。中美關係不只是經貿關係，現在中美關係很重要的支柱就是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如在朝核、伊核、達爾富爾、緬甸、反恐等問題上的合作，美國離不開中國；兩國政治關係也還不錯。風險在於，如果經貿關係在出問題的高峰期，恰巧又同其他問題連貫起來，那就可能出問題。
最近美國炒得比較凶的是達爾富爾問題，中美對達爾富爾問題認知有很大落差，那批所謂對人權問題感興趣的議員，還有一批黑人利益集團，借著達爾富爾問題炒作所謂抵制奧運會的問題。這批人或許對經貿問題不感興趣，但對中國不滿是一致的。這兩種聲音會合的話，就容易把經貿問題和安全問題聯繫起來。加上中美軍事關係剛剛恢復，中國軍事現代化到了“出成果”的時候，反衛星導彈、潛艇、航母、洲際導彈等問題容易被炒作，再加上一個臺灣問題，這些問題看起來是獨立的，但放在一個系統裏面去考察，再與目前火熱的經貿分歧掛在一起，就容易形成一個印象，好像中美在各個領域的矛盾全面上升，那就可能影響中美的總體關係。
《21世紀》：現在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在美國國內看來是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對選舉和政治分流有多大影響？
袁鵬：影響在上升。在過去幾次大選裏，中美經貿問題或者沒有提及，或者沒有這麼熱。這次有所不同，第一個不同是中美經貿關係逐漸迫近美國人的心理底線，他們有點坐不住。第二個不同是反恐、伊拉克問題辯論得有些乏味，中美經貿問題就像一劑調味料。此外，很多美國政客認為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沒有達到美國人所期待的結果，這個平臺就變成一個撒氣的平臺了。所以中美經貿關係在美國國內還會繼續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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