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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7月1日，回歸的一刻。 |
由現在一直到7月1日那天，香港將有不綴的慶祝活動，吸引世人再次慷慨地把目光投給香港。不過，當中外嘉賓和媒體興盡離場後，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確定的年代 難自主的命運
時空隔絕之後，內地人對港人心緒難以感同，更未身受其金融危機、SARS陣痛。更對香港今日的來由、未來的走向缺乏瞭解、觀察。本報特約香港知名文化人陳冠中先生撰文，對香港的成長進行梳理、反思。
香港，也有煩惱……
柴契爾夫人在1982年曾說過，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但中國行使主權之後，極端情況並不曾發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得到兌現。
不過，只說歌頌的套話也沒什麼意思，倒不如趁大家比較關注香港的時機，對香港的情況作一些梳理和反思。
富裕的另一面，什麼令香港蒙羞
比較起世界上任何地區、國家或大城市，香港的難題很少：沒有城與鄉、內陸與沿海地區的巨大差距，沒有顯著的種族、族群、宗教矛盾，早已完成城市化及現代化基本建設，大致可說是個法治、廉潔的善治之地。並且，作為回到中國主權下的自治特區，香港不像上海般要上繳公帑給中央政府，不必如新加坡般自己花錢在軍備，連駐港解放軍的費用都不需要港人負擔。
這裏是金融中心，是紐約、倫敦一樣的全球經濟節點，也同樣擁有商貿服務業、消費旅遊業和知識創意產業。
雖然淡出了製造業，因為背靠內地特別是珠三角，香港仍有為生產業服務如物流等行業。就算把生產業放在一旁，香港的條件(金融＋商貿服務＋生產者服務＋消費旅遊＋知識創意產業)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數城市能及。在全球化時代，財富向所謂世界城市傾斜，而香港是世界城市之中的一個。
有這麼好的條件，但香港在很多方面的表現卻跟富裕程度不對稱。香港人均收入在1997前已超過一些歐洲大國，但在環保、節能、社會保障方面卻遠低於歐盟水準，在城市保育、文物保護、教育理念、民主生活方面更顯得落後。空氣質素達不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七百萬居民的排汙，連內地城市的汙水處理標準都達不到，以至要長期封閉西岸沙灘及取消年度渡海游泳比賽。
同時，凡不能穩住生產業的全球化城市，都可能有一個危險趨向，就是市民收入兩極化，以及伴隨而來的結構性失業、開工不足與轉業後收入下降。香港就算在近3年的所謂經濟復蘇期，仍揮之不去的一個異象，就是貧富差距加大，實質的低收入者愈來愈多。香港家庭收入的中位數，至今還比1996年的水準低了10%以上，說明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實際收入降低了，而月收入在1萬至4萬港元的家庭占全港家庭的比例由1996年的61•２%掉到2006年的55%，又說明中產階層在減少。最低收入家庭的跌幅更大，現竟有超過50萬戶家庭每月收入少於8000港元，這個階層占全港家庭的比例由96年的13%增至05年的22%。而與此同時，社會上層的收入更高了，富豪們當下的消費話題不再是買什麼樣的遊艇，而是買什麼型號的私人飛機。
1997年前香港是水漲船高，人人實際收入有增長，所以大家覺得坐在同一條船上。但這一次，大部份人沒有分享到總體經濟好轉的甜頭，這情況不改進，下次經濟衰退時就再不好說什麼同舟共濟。現在香港的貧富差距基尼係數0.533，名列世界前茅，遠大於同樣受全球化壓力的亞洲發達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甚至跟香港同質性最高的新加坡。
這些都足以令香港蒙羞，影響社會和諧、宜居程度及整體經濟發展。
不能獨善
亞洲金融風暴震盪後，港人擔心香港的經濟前景，懷疑自己的競爭能力，怕被邊緣化。
從上世紀40年代末開始，本來大致上只要世界經濟好，香港也會好。這裏所謂世界，其實只是指美國和第一世界國家，簡單說是美國好，香港也好。二戰後美國出現很長的增長期，香港也分到一杯羹。1990年後，世界經濟進一步全球化，香港也成了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節點。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和崛起，香港與內地關係越加緊密，現在確已到了一個地步，就是中國內地好，香港好，或是說，若美國或中國內地其中一個不好，香港也不會好。
這是外部大環境，不是憑香港的主觀意願或內部努力就可以主導的。但若深究一點，卻發覺出現了一種特殊情況，就是美國和中國內地情況尚好，香港卻出問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例子。金融風暴後，中國內地每年高速增長，香港卻好幾年停滯不前，足見在內地好與香港好之間，也可以有頗長的時間差。換句話說，香港經濟基本上將隨著美國、中國變好變壞，不可能自己獨好，但卻可以獨自變壞，或因為自己不長進而持續的滯後。
也就是說，經濟上香港不能遇到問題就被動地歸咎於外部環境，或等待中央政府給優惠政策，而不主動去改良內部體制、調整指導思想。
回歸十年，不確定的年代
反思香港的問題，筆者想提出三點看法，作為回歸十年反思的切入點：
一、今日香港內部的好與壞，大部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種下的果，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回歸後生成的。故此，要處理目前的問題，香港得好好重新總結七八十年代的經驗。
二、基本法是特區最上位的法，恪守基本法是非常重要的，現在香港要做的依然是好好的履行基本法裏要求港人實現的事情。
三、這十年香港特區政府做過什麼有建設性的事情嗎？有是有的，但往往跌跌撞撞，好像換了一副新眼鏡後，度數變化了，哪怕只是變了一點點，一段期間內走起路來就會有點浮浮的不確定甚至頭痛。借用已故美國經濟思想家蓋博瑞斯《不確定的年代》一書裏的解釋，不確定一詞還包括著這樣一重意思，就是一些在過去確信不疑的觀念，面對當前問題的時候，出現把握不准的狀況，讓人猶疑難決。
回歸十年可說是香港的不確定年代。經過這十年，香港的問題大致都已清楚的呈現了，許多人更漸漸意識到問題的深層根源，這是一個契機，現在要看市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智慧了。我在大陸、臺灣地區居住了15年，看著兩地如何克服重重巨大困難，給了我一個信念，就是：香港的這些內部問題在下一個十年內是可以舒緩的。
驚人的成長：繁榮、法治從此啟端
十年中，進步驚人
對現狀再多不滿的港人，其實也不能回去適應60年代的香港，因為現在確比當年好。
現在回想這個殖民地的60年代大概是挺令人難受的，貪污成風、公文都只有英文、打工仔沒年假、棚戶處處。當時，社會需要正義個人如英國傳教士葉錫恩，替受欺壓的上訪人士伸冤請命。
上世紀70年代殖民地政府搖身變成進取的有為政府，有意識地推動我在文裏簡稱的“善治”和“現代化基本建設”。
這裏我不想花篇幅探究民意、民間抗爭和進步人士如何替這些改革作出貢獻，雖然那是很重要的課題。我也不去勾劃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或去猜測殖民地政府的動機，只看行為和成果。
想想這份上世紀70年代的清單：
廉政公署成立；
中文成為法定語文；
啟動長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計畫，後來共住進接近半數港人；
九年強迫的免費基礎教育；
法定工人7天有薪假期；
法定有薪分娩假期；
制定解雇補償等勞工保護法例；
增加低價公共醫療；
引進公共援助計畫；
制訂男女平等的離婚法；
成立環保、城市規劃的部門；
成立消費者保護機構；
設勞工署調解勞資糾紛；
設立大面積的法定郊野公園；
發展衛星新城如荃灣、葵湧、屯門、沙田；
1971年開通海底隧道連起港島和九龍；
圈地全力建地鐵並在1979年啟用；
成立貿易發展局和生產力促進中心；
吸納社會精英進入諮詢委員會，所謂行政吸納政治；
設立分區的民政署以加強官民溝通，瞭解民意；
高級公務員開始本地化，政務官所謂首長級的官員中， 77年共337人，本地人占35•２%，共142人，81年增至611人，本地人占45%，共258人，包括首長乙級的陳方安生和首長丙級的曾蔭權；
1982年成立區議會，分別代表香港18個區，議員部分直選；
另外，1973年開始將部分市政管理和差餉收入下放給一個叫市政局的市議會，市政局財政自主，局內非官位議員一半由政府委任，另一半由具資格投票的市民一人一票直選，後來更發展到超過六成是直選的。
以工人法定有薪假期為例，當時商界和親北京人士都大力反對，另外，反貪受到警務人員集體抗爭，把廉政延伸到商界貪污時亦受到部分商界阻撓，抗拒的力量不可謂不大，但殖民地政府卻不改初衷。當時很多政策如勞工安全法、解雇補償、公共援助都受到部分商界反對，以至英國的費邊社在1976年說世界上沒人比香港商人對這些幾乎放諸四海的改革更多過度反應。由此可看出殖民地政府面對本地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時有著強勢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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