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4日電／7月5日，一位以深圳名字命名、僅僅在世上逗留了1年零9個月的男童龍圳在深圳辭世。他死于醫院和醫生責任意識的嚴重匱乏：頭一日下午，小龍圳在深圳家中意外被鋼管插入肛門直達胸腔長達30厘米。在緊接著的10小時漫漫求醫路上，父母帶著龍圳輾轉五家醫院，均被以各種理由推諉。
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說，讓我們看看五家醫院的推諉理由吧：第一家，深圳兒童醫院，住院部醫生說“腸鏡壞了”；第二家說“我們的腸鏡只做大人的”；第三家說“我們這里沒有腸鏡”；第四家說“肛腸科已經下班了”；到第五家時，CT檢查已發現孩子的病情非常嚴重，此時，醫生對孩子的父母說：來這里做手術的患者多數都是大人，而兒童醫院做手術的患者多數都是孩子。隨後，孩子再次轉院，回到了起點———兒童醫院！
我們不禁要問：一家醫院沒有腸鏡，爲什麽不可以通過衛生主管部門或者兄弟醫院來協調解决？在通訊和交通都非常發達的深圳，這根本就不是一個難題。在搶救生命的危急關頭，醫院不是集中力量解决技術上的問題，而是輕率地將病人支走，已經嚴重違反了首診負責制。醫院從來都不是一個商人，可以自由選擇交易的對象，它是公共服務機構，它相當大程度上要靠納稅人的稅收維持，豈能對病人“挑三揀四”？
盡管深圳市衛生局已及時作出調查結論———深圳市兒童醫院住院部當事醫生嚴重違反醫學常規，對病人沒有仔細檢查；擅自讓病人出院去其他醫院做小兒腸鏡檢查，致使患者在院外耽誤了8個小時後才再重返醫院搶救，導致病童病情延誤最終死亡———然而，人們的悲憤和追問，却不能因爲個案的結論而終結。
如果說，一家醫院、一個醫生的推諉是偶然，那麽，數家醫院推諉，是否意味著小龍圳命運的某種必然性？也許，對于見慣生死的醫生來說，再重的傷情都見慣不驚。但是，當這種職業的冷靜墮落成冷漠時，救死扶傷的天使也就墮落爲疾病的幫凶。
小龍圳之死，對整個社會、整個醫療體系提出拷問。
社論說，也許，醫療系統越來越盲目的設備崇拜和設備依賴本身，就已經宣示著醫院和醫生的生命意識日漸式微：曾有人因心電圖呈直綫而被宣布死亡，多虧在太平間被家人發現手指活動而及時搶救，原來心電圖機的5根導綫中斷了4根。
還有，盡管衛生部曾多次强調，對急診搶救患者須嚴格執行首診負責制，堅决杜絕見死不救等違規違法行爲。然而，現實中，依然有醫院堅持“沒錢不救”、可能承擔醫療風險的不救，社會責任消失殆盡。
無疑，當醫生對病人的誘導性檢查、治療和用藥，成爲行業普遍風氣的時候，則更意味著一些醫院和醫生，在生命意識、責任意識和個人的經濟收入面前，天平已經發生嚴重傾斜。當醫生可以從每一張處方中得到藥商回扣時，他能搞清楚，自己寫出的處方對病人負責與對自己回扣負責的比例各占多少嗎？
社論認為，責任意識的喪失，還得歸根于責任擔當的缺席。美國于1995年通過了關于醫療保險中的欺詐、回扣法案，1986年通過了急診室法案。明確規定醫生收取回扣除了民事賠償同時擔負刑事責任。在急診法中，任何接受政府補助的醫院不得因經濟因素將病人推之門外，否則醫院將遭到重罰，承擔刑事責任。而見死不救在諸多案例中和謀殺罪幷論。我們的諸多醫生回扣案，很多人居然認爲“無法可依”；我們的見死不救，是因爲沒有儀器或者儀器壞了！
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但要把瀕死之責任意識激活，惟有制度和法律。小龍圳死了，他是一個巨大的問號，一個警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