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析說，中國模式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由於各國國情、發展水平、方向和需要以及對中國發展模式認同和認知的不同，也呈現出多種形態。比如，一些國家國情與中國有較多的相似之處，但發展的總體水平落后於中國，兩國關系好，執政黨又經常交流治國、治黨經驗，從而在發展的一定時期內，在總體上把中國作為一種“發展模式”來參考和借鑒。越南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越南發展所走的路子和推出的政策，諸如在越共的領導下積極、主動地推進改革開放（越南稱革新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定向（或譯方向）”的市場經濟、漸進式地推進政治改革，以及一些具體的改革開放舉措如設立經濟特區、工業區、出口加工區等，都借鑒了中國的模式或經驗，當然也結合了越南的國情，具有越南的創新和越南的特色。
與越南的情況不同，文萊、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以及泰國等老東盟國家，發展水平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大多高於中國，在長期探索本國發展道路有其成功經驗也有教訓，與中國國情差異尤其是文化上的差異較大，不會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模式”借鑒。尤其是以穆斯林為居民主體的國家，馬來西亞、印尼可能形成什麼樣的發展模式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引起國際上的關注。當時著名的美國學者亨廷頓就認為，“如果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繼續發展，它們就可能在發展方面提供一個伊斯蘭模式”。在這一問題上，一向“反西方”的馬哈蒂爾的看法與亨廷頓“異曲同工”，他認為擁有伊斯蘭文化遺產、經濟迅速增長的馬來西亞將有機會創造一個“完整和天然的伊斯蘭發展模式”。新加坡前駐美國大使許通美也認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文萊的成功可以作為伊斯蘭世界的典范。它們的模式比伊朗更具有吸引力”。但是，無論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他們的發展模式還在探索中，還沒有成為得到其他國家所肯定的一種發展模式。至於菲律賓，在政治發展方面已確立起了自己的模式，在宗教、文化上，也有受天主教影響大、受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影響較深等特點，其發展模式雖未定型，但有其顯著的獨特性，不可能有什麼大的變化，與“中國模式”的差異性還是較大的。
而對於新加坡而言，由於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遠高於中國，並且已經形成為人稱道的發展模式，也由於海島城市國家的特殊性，尚處於較低發展階段的中國模式對新加坡的發展是不會產生“模式”上的影響的。但是，作為在東南亞和世界上有影響的國家，也是東南亞國家中在中國投資最多（約佔東盟國家投資70%）和貿易量最大（佔東盟國家對華貿易的25%）的國家，也由於在民族關系和文化上與中國的關系，新加坡領導層一直高度關注中國的發展，一些領導人如李光耀明確地肯定了“中國模式”。
周邊國家更看重中國機遇
文章指出，盡管近幾年東盟一些國家的領導人都表示了要學習中國發展經濟，但是從總體上看，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他們普遍重視和首先關注的，是如何抓住規模巨大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機遇，減弱因某些領域出現競爭而造成的壓力，通過擴大與深化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加快東南亞經濟發展，而並非中國模式的影響。東盟秘書長王景榮2004年 10月在“中國工商領袖論壇”上明確表示，“中國的崛起對東盟不是一個威脅，而是一個難得的經濟發展機遇”，“通過雙方的努力，東盟和中國能夠建立起牢固的持久的伙伴關系，實現經濟的共同增長和繁榮”。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在駁斥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時，他強調的是中國與東南亞的友好關系，特別是上世紀 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給東南亞帶來的是機遇而不是威脅。新加坡領導人一再強調的，也是“中國經濟增長將給東南亞帶來繁榮。”
東盟強調中國的經濟影響，這是因為東盟的當務之急，是在區域化、全球化的競爭形勢下，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以加快經濟發展，而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發展模式在東盟還是一個“從長計議”的問題，而且，由於國情不同，東南亞國家的模式差異也較大。東盟內部首先關注的是如何加快其“一體化”進程，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一體化。
必須避免“模式之爭”
由於所處的發展階段相似，中國同東南亞國家還是存在競爭的。中國的崛起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由於中國這個大國在經濟和人口規模方面的巨大的競爭力，東南亞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懷著“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復雜的心態。喜的是中國的發展給東南亞帶來巨大的機遇，憂的是中國的崛起帶來的挑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05年10月訪華時說， “中國的崛起是當代最重要的事件，世界各國要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全新局面，是一大挑戰”。作為中小型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國家的這種心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中國和東盟已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競爭。盡管發展模式不一，但無論中國還是東盟的發展，都意味著雙方共同利益的增進，合作基礎、交流范圍和領域的擴大。中國和東南亞既有共同之處（發展中國家）又有不同特點的發展模式之間的互動，有利於汲取彼此有益的經驗，豐富和發展自己，有利於互利互惠、合作共贏。
因此，“模式”可以研究、探討、分析、比較，但“模式”不必爭，也無需爭。決定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發展模式” 的根本因素，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戰略，“發展模式”的趨勢是多樣化的。這些模式相互之間產生的影響，例如“新加坡模式”和“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完全不是也不可能是對立的，而是可以互相學習和借鑒的。中國就從新加坡發展模式中學習了許多有用的經驗。同時，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致力於探索的模式，真正形成都還有待於長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隻有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才能不斷完善自己的發展，形成較為成熟的 “模式”。
文章指出，成功的模式不是爭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對於成功的模式，其可以學習和借鑒之處，別的國家自然會產生高山向往之情，會學習、取經。這對其他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對當代世界的發展都是一種貢獻。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多樣性決定了發展模式必然是多樣的，即使是成功的發展模式，也不能“唯我獨尊”。不同發展模式的國家互相尊重，平等交往，和平友好，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世界。熱衷推銷、拔苗助長，其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的。“西方模式”在亞非國家中的失敗，就說明了這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