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的反思更有力量
在爲《檢證》中文版撰寫的序言中，讀賣新聞集團總裁兼總主筆渡邊恒雄承認，日本“從來沒有以日本國家或日本人民的名義自主追究過戰爭責任”，幷提出“我們對這場戰爭的非人道性以及其責任的所在必須研究明白，只有本著日本人自身的良心、獲得正確的曆史認知，才有可能與受害國家進行直率友好的對話”。
在日本報界，渡邊恒雄是一個領袖級人物。他1985年任《讀賣新聞》主筆，1991年開始出任報社總裁。十幾年下來，他把《讀賣新聞》打造成集報刊、電視、出版于一體的超級新聞航母，《讀賣新聞》發行量高達1400萬份，堪稱世界第一大報。
《讀賣新聞》是日本保守派的一面大旗。該報支持修改和平憲法，曾以社論的方式支持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但是，到了2005年，《讀賣新聞》的觀點開始出現轉變。2005年6月，渡邊恒雄親自撰寫社論，呼籲日本主動反省二戰，公開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隨後又組織《讀賣新聞》的編輯、記者組成“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調查和分析，幷將其結果編寫成《檢證》一書。
“讀賣新聞社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曾經常駐日本的新華社原東京分社社長王大軍高度評價讀賣的曆史檢證。他介紹，日本不乏對戰爭進行反省的書籍，但出自左派的反省往往被人們先入爲主地進行了有意或無意的抵制，因而産生影響的範圍和力度有限，正因爲讀賣新聞來自日本保守派內部，其影響更大、更深遠。
“具體來說，《檢證》對日本大部分戰爭認識模糊的民衆，具有能澄清一些認識的說服力；對日本右派，具有消除其囂張氣焰的威懾力；而對日本政壇，在曆史認識方面具有一定的引導力；對日本保守系統的思想理論界，具有一定的震撼力。”王大軍說。
了解是實現史觀和諧的第一步
中日共同曆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首席主席、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教授仔細校閱了《檢證》中文版，幷爲中文版撰寫了前言。他坦言，作爲一名中國學者，他對《檢證》中的有些觀點幷不認同，甚至存有針鋒相對的意見。
在爲《檢證》中文版撰寫的前言中，步平指出，《檢證》一書側重于追究個人的戰爭責任，忽略了日本作爲加害國整體的戰爭責任；在對個人的戰爭責任進行具體的分析時，基本歸納爲政府首腦的“缺乏國際感覺”和“縱容軍部獨斷專行”，軍事指導層的“一系列的判斷錯誤”，軍隊官僚的“魯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國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則是受這些官僚與軍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這些人架空，這樣避重就輕的檢證，顯然無法徹底追究戰爭責任。
爲了不在讀者中引起混亂，新華出版社在出版中文版的時候，對原文一些重要史實的叙述，例如盧溝橋事變誰開的第一槍、南京大屠殺中國軍民的死傷數字、田中奏折的真僞等，以加“中文編者注”的方式予以說明，提請讀者注意鑒別。
步平認爲，日本在戰敗之前幷不存在“戰爭責任”這一概念，當時的戰爭觀認爲國家進行戰爭與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行爲。這種模糊的認識又因戰後美國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不徹底而未能得到澄清，這是《檢證》追究戰爭責任細致却不深刻的根源。
“有些問題對我們來說可能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對在不同曆史背景和環境下生活的人來說，感受是不一樣的，”步平認爲，從渡邊的談話和《檢證》一書，可以看到日本人“深刻的內心鬥爭和矛盾”，看到日本人在戰爭曆史的感情認識中的障礙。
因此，盡管幷不認同《檢證》的很多內容，步平還是認爲中文版的翻譯出版很有意義，“無論我們是同意還是反對，首先需要了解對方的見解。沒有了解就不會展開討論，而沒有討論，就沒有相互之間的理解，沒有相互理解，就沒有中日關系的未來。”
“《檢證》邁出了讀賣新聞追究戰爭責任的第一步，期待今後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步平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