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5日電／台北地方法院判決馬英九無罪，相對而言，亦是形同認定了檢察官侯寬仁的枉法濫訴。台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現在是馬英九繫案經年後療傷止痛的時刻，更應是司法檢察當局知恥知病、深切反省的時刻。
一般人也許比較在乎馬英九有罪或無罪的判決，我們則更關切本案所揭露的檢察機關倨傲偏執的惡質。一審宣判，檢察官須在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二審；我們強烈主張，檢察機關應當先對特別費的性質作出統一見解，然後再決定是否上訴，切勿一錯再錯。
社論說，侯寬仁拒絕先就特別費的性質作出統一見解，就逕自起訴馬英九，結果演成檢察機關“南北不同調”的怪事；如今法院已認定特別費有“實質補貼之屬性”，但檢察機構迄今非但仍未作出統一見解，且侯寬仁竟將“四大天王”特別費案捏在手中，至今毫無進展。也就是說，侯寬仁對特別費性質之認定，非但已被法官否定，甚至在檢察體系中亦有南轅北轍的異議；而侯寬仁在辦案程序上，馬案辦得迅雷不及掩耳，對“四大天王案”卻迄仍隱匿不發。試問，在這種情勢下，檢察官若要就馬案上訴二審，如何自圓其說，又如何符合司法正義？
何況，就本案而論，法院判決書指出，侯寬仁在實體與程序上皆有重大違誤。實體部分，如前所述，法院採認“實質補貼說”；程序部分，法院則認定侯寬仁對馬英九及吳麗洳的筆錄，皆有斷章取義誘人入罪之處，因此不具證據能力。社論認為，“檢察一體”的精神，應是指全體檢察人員在追求司法正義上的立場是一致的，而絕不是指全體檢察人員不惜枉法濫訴亦應採一致立場，護短到底，擇惡固執到底。檢察機關是司法正義的守護者，而不是嚴守幫規家法的幫派集團。侯寬仁對此案辦到實體程序兩違、宏觀微觀兩失的地步，陳聰明以降的檢察機關實應停下腳步，反省悔過，先定出統一見解，再決定上訴與否。畢竟，檢察當局不能為侯寬仁個人的見解及主張背書到底，而應站到台灣司法正義與尊嚴的高度上，再決定應否上訴！
社論指出，本案判決書中有幾個觀點，值得注意。首先，法官指出了檢察官的自相矛盾，判決書說：馬英九同案被告余文，被控以不實領據支領特別費五萬元充為零用金部分，檢察官在起訴書中亦說“因以市長特別費犒賞核銷之會計程序至此已全部完成，故余文按月領得五萬元後之實際支用情形嗣後均無從稽查”；顯然連檢察官自己也知道領據核銷制度的設計及意旨，故未深入追查。否則，以余文中階官員收入固定，檢察官要像追查馬英九那樣查明該五萬元流向應非難事。也就是說，就馬英九案同一案件而言，檢察官對領據核銷特別費性質的認知，自己就有矛盾。
其次，判決書又引據“國務機要費”案起訴書而指出：同一高檢署查黑中心偵辦的“國務機要費”弊案，檢察官認為領據核銷的一半“無違法性認識”、“無不法所有意圖”，並未深入追查，檢察官顯採從寬認定；法官以此作為對馬英九領據核銷特別費應採從寬認定的理由之一。換言之，判決書點明了檢方在“國務機要費”案和馬英九特別費案寬嚴標準不一的問題，而這正是輿論一再質疑檢方的重點。
再者，本案承辦檢方固可對特別費採不同見解，但判決書中提出的辦案程序正義問題，檢方必須正視，無可迴避。包括：一、判決書詳列證人吳麗洳偵查筆錄和勘驗結果不同的地方，較諸早前律師指出的更多，而法官對檢方筆錄的結論是“問題以理論上的假設性語氣提出，中間應答略去，以嗯對等語助詞為答案”，為“實務上未見，確屬斷章取義”。二、檢察官指馬英九自白“特別費為公款”，法官查對筆錄，認為當時檢察官又是以假設語氣與馬英九對話，馬英九並未自白；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與筆錄不符，是“擅自詮釋被告供述而曲解”。這是對檢察官的嚴厲譴責，檢方當局必須有所處理，才有上訴的正當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