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農村工作去
蔣介石早年是國民黨左派，他學習俄文，也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及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1923年9月，蔣率領孫中山派出的中國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日記顯示出他的思想此時發生變化，他看到蘇聯的優點，也看到蘇聯的問題，尤其是蘇聯對中國的野心。到了12月，他說，共產主義雖好，但是不適於今日之中國。但很可惜的是，由於1924年的日記遺失，完全瞭解該時期蔣思想轉變的整個過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說，蔣還曾懷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這本日記。
1926年3月，蔣發動“中山艦事件”，氣走汪精衛，使他的權力更上層樓。對此他曾表示，其中秘密，須等其死後看他的日記。楊天石教授曾根據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部分日記(毛思誠抄本)，寫了《“中山艦”之謎》，解釋這一事件。2006年，楊在胡佛公開的1927年蔣日記手稿中第一次發現“歐陽葛來訪”的記錄，從而證實其對“中山艦”之謎的揭示是正確的。
1926年，國民黨右派為了分化廣州國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謠稱汪精衛與蘇聯串通，要綁架蔣介石到蘇聯。歐陽葛將此謠言傳給蔣介石，後歐陽自認有功，就寫了有關中山艦事件的回憶錄，蔣看後不快，將文章放入抽屜。其日記中所記“歐陽葛來訪”即證明了確有此事。
蔣其實很瞭解國民黨內的問題，他主張國民黨官員應該多與農民接觸，每人應到農村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到都市來。 他也確實想解決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日記中多次提到“要解決耕者有其地”，主張“二五減租”等，可惜因為日本侵華，最後都未能實現。
提和談，殺無赦
內地史學界對蔣的對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評，特別是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清黨剿共”及“不抵抗主義”主張，被貼上了“投降派”的標籤。此次公開的蔣在抗戰時期(1931—1945)的日記，揭示了他有關抗戰的真實思想及其複雜性。
早在北伐戰爭時期，蔣就有“三日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因此北伐軍要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根據楊天石先生的研究，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對此蔣最早提出對日“不抵抗主義”。
日記同時顯示，蔣的民族主義情緒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變得十分強烈，特別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的對日主張發生了重大轉變，“中日必有一戰”成為其主要觀點。縱覽其抗戰時期的日記，不但“雪恥”二字的出現極為頻密，而且對日每每以“倭寇”稱之。
蔣氏抗戰思想的複雜性在於，由於他認為中日軍事財政等實力對比懸殊，雖然戰爭不可避免，但中國絕無可能短時間取勝，應該一方面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積聚力量，積極備戰，因此，1930年代蔣設法通過多種管道與日本軍方、民間、國會議員、內閣等等各方維持聯繫，和談也一直在進行。
“在日記裏他一直強調，中國是弱國，根本沒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後決戰的時候，好利用這個時間積極備戰”，郭岱君說，“另外他期待日本與蘇聯能夠開戰，這樣能夠兩面拉鋸，減輕中國戰場的巨大壓力。”
“那些管道傳遞給蔣的資訊是，日本內閣當時有兩派，一派認為‘九一八’之後，滿洲拿下來就好了，最多再侵佔華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張繼續擴大戰場，直至佔領中國。甚至有消息說，日本內閣很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政見而使入侵派下臺。”郭岱君表示，這些連綿不斷的消息，使蔣介石相信應該穩住陣腳，爭取時間，進行抗戰的準備和動員。
但中日正式宣戰後，蔣開始堅決反對和談，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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