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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炮部隊導彈起竪。(資料圖) |
中國在1964年第一次核試驗之後的兩年內組建了核作戰部隊,這支部隊現隸屬二炮。從此,核作戰部隊開始裝備核導彈,擔負起核打擊任務。但是,由于中國陸軍在過去數十年里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核打擊部隊未得到應有的足够的關注。直到在過去十年中,這支部隊才得到其它軍種同樣的關注和經費支持,因而核打點部隊開始著手實施核作戰條令和作戰能力的現代化。
核作戰條令的發展曆程
1964年首次核試驗之後的至少二十年里,中國對核作戰條令的研究基本上未形成理論,至少與美蘇在冷戰期間的核作戰條令相比如此。無論是在中國軍隊內部還是外部,都沒有一家研究機構對核作戰部隊的職能和任務進行實質性的研究。軍隊高層對核作戰部隊也不重視,據稱,軍事學院直到1985年才開始研究核戰略問題。
導致上述現象出現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核作戰部隊的條令制定基于毛澤東和鄧小平關于擁有一支必要的核報複力量、阻止敵人針對中國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總體思想。中國軍隊及研究機構除了强調提升核打擊力量的生存力和瞄准敵對目標之外,很少研究一支能進行第二次打擊的强大核作戰部隊的需求。雖然中國核導彈及彈頭數量不斷增加對核作戰條令産生一定的影響,但這都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總體思想框架里發生的。第二、中國部隊教育和研究機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至少中斷研究工作10年時間,導致軍隊缺少制定核作戰條令的專門技術和經驗。中國軍隊直到80年代才開始此項工作。第三、數十年里,中國討論核作戰條令的政治空間受限,因爲核問題都是國家高度機密。中國政治環境不允許在更大範圍內的討論。
到90年代中期,中國擁有豐富的制定核作戰條令的技術和經驗,幷且緊張的政治氣氛在中國特別是軍隊內部開始緩和,可以在一定程度內討論中國的核戰略和作戰條令。中國軍隊戰略人士開始更系統思考中國核威懾環境、强大威懾力量需求和實現威懾所需要的能力。中國加入國際軍控談判,特別是90年代開始進行全面禁核試驗條約的談判推動中國討論核作戰條令和部隊結構問題。中國在90年代中期開始重組軍事教育和研究機構。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也開始編寫軍隊新軍事條令。
盡管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這一段時間中國軍隊內部出版了一些關于核作戰條令的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是探索性的,對核作戰條令或核打擊能力的形成未産生影響。中國專家也借鑒了西方國家的相關觀點,幷在內部展開討論如何制定中國的核作戰條令,討論主要集中在最小威脅和有限威脅等問題上。
中國軍隊出版的關于核作戰方面的文章爲制定核作戰條令的戰略人士開闊了視野。這表明中國核問題的專門技術不只是掌握在中國核科學研究機構手里,而且也爲軍事理論家和戰略人士所掌握。這種狀况推動中國軍隊90年代創新作戰條令的工作,其中包括核作戰部隊的《核反擊》的出版。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核作戰部隊在研究和發展核力量作戰行動的指導、原則、需求和任務方面取得進展。據稱,核作戰部隊已經完成核作戰行動的基本軍事理論體系。到2004年,核作戰部隊已經出版了以下有關核戰役的文件: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指揮學、後勤學、裝備技術學、管理學。目前,還未完成出版的文件有:核軍事思想、核軍事學術和情報學。
在未來,核作戰部隊在核軍事條令上研究將要更加深入,主要根據以下三條基本原則指導未來核作戰部隊結構和核打擊行動:一是核常兼備、以常爲主。二是突出重點,質量爲主。三是積極探索,大膽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