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2日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的王海峰在《瞭望》新聞周刊刊文指出，世界經濟將在未來五年進入新一輪調整期，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全文如下：
未來五年跨越我國“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和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的關鍵時期。
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
首先，全球産業將繼續由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公司代表的發達國家是最大利益相關群體，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部分地被分配效應抵消。同時，全球制造業在繼續向中國轉移的同時，也開始有目的地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度和菲律賓轉移。這種趨勢既有跨國公司開拓新興市場、分散投資風險方面的考慮，也反映了發達國家不願看到新的日益强大的競爭對手脫穎而出。
其次，發達國家繼續牢牢控制科技創新高地，發展中國家可能在一些領域縮小同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利用自身的資本優勢和技術積累，在全球吸引和網羅科技創新精英。同時，發達國家利用知識産權保護和跨國經營有效使研發活動與生産環節分離，通過提高企業的獨資化程度限制技術的轉移和外溢，給發展中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發展設置了極高的門檻。
再次，發展中國家不僅面臨來自工業化國家的競爭，也面臨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全球産業結構的快速轉移提升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爲其知識型經濟和現代服務型經濟的發展騰出了空間，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定的就業壓力。發達國家在通過跨國公司分享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成就時，還將其經濟發展的內部問題歸咎于發展中國家，不斷制造貿易摩擦。
最後，發展中經濟體對工業化經濟體的依存度將不斷提高，經濟獨立性下降，風險加大。發展中經濟體對工業化經濟體的依存度主要表現爲貿易依存度、投資依存度以及金融服務依存度。貿易自由化和跨國資本流動使得發展中經濟體的獨立性下降，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加大，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業開放將使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
調整國內結構應對貿易失衡
經濟全球化是新一輪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根源。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和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大量流向部分發展中國家，産品大量流回發達國家，體現爲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雙順差和個別發達國家巨額的國際收支赤字。
這一輪全球經濟不平衡部分地體現爲個別發達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和以中國爲代表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收支盈餘。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盈餘提供了發展所需的國際支付能力，實際上體現爲對外債權，但是過多的盈餘却是以犧牲本國社會福利和發展質量爲代價的。發展中國家的債權主要體現爲國內消費不足，也就是有效內需不足，財富大量輸出。這不僅與初次分配中，勞動力要素分配比例過低、資本等其他要素分配比例過高有關，也與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不足有關。結果必然是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福利和保障措施缺失。
積極調整內部經濟結構，是中國從根本上解决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基本手段。一方面，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促使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提高職工最低工資，規範法定工作時間，建立職工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就業規模，特別是服務行業的就業，有效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促進有效內需擴張。
首先，應加强以稅收爲主體的財政收入體系改革，完善多元化稅收體系；其次，盡可能减少政府在生産領域的開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和提高政府操作透明度是基礎；最後，加大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環境保護、扶貧。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提高社會發展的和諧度。
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主動參與國際競爭。國家要重視對質量和品牌的監督和扶持，把培養國家品牌作爲“走出去”的核心，限制和約束那些單純依靠價格競爭的短期投機，規範國內企業在境外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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