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7日電／明天又是“二二八”，每到這個日子，台灣社會就會涌現出兩種不同的氣氛，不僅激化藍綠矛盾，更激化族群爭議，讓族群問題成爲台灣社會似乎無法擺脫的一個“緊箍咒”。
對於藍營來說，每年的“二二八”都會舉辦活動來紀念這起事件，今年特別舉辦“二二八紀念特展”，希望對世人有深切的提醒，化解紛爭與誤解；而綠營繼四年前“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造勢大會後，今年的28日晚又將舉辦“爲台灣祈福，愛、信任、二二八”晚會，希望激出所謂的“基本盤”。
對於綠營將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視爲最重要的政治節日，並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所謂“民族自决、獨立”，台灣有學者認爲，這與綠營提出所謂的“福佬(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之說一樣，目的就是挑撥“省籍矛盾”，大打“台灣認同”牌，造成族群分裂，爲選舉拉選票。而這種做法造成台灣社會缺乏信任，人際關系充滿猜疑與敵意。特別是目前藍綠尖銳對立，又旗鼓相當，任何人上台，都很難得到另一方的信任，被撕裂的社會傷痕，將很難彌平。
“族群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社會敏感的禁忌議題，爲什麽會從過往隱性的壓抑禁忌，變成今日顯性的操弄禁忌？藍綠主要的爭議在哪里？族群問題會消失嗎？就此，海峽導報記者採訪了研究族群問題多年的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王若甫研究員。
政客媒體建構族群問題
記者：您很早就研究台灣的族群問題，您認爲台灣爲什麽會有族群問題？
王若甫：族群這個概念在台灣的發展其實是相當晚的，大概是在1987以後才正式被確立，之後隨著“黨外運動”的興起，才開始普遍和流行。我想族群概念被提出時，它是描述一種文化和血緣團體、甚至祖先來源的差別，之後族群概念慢慢有了第二層定義，用來表達一種社會位置和地位，就是通常用族群去定義與別人的關系。
族群之所以被政治人物在台灣使用，其實是台灣不同的人群希望能够以這種社會位置的宣稱來改變當時一些政治制度上或者社會地位不平等的安排。這個概念之所以在1987年開始使用，是因爲當時台灣有兩個認爲自己是弱勢群體的族群在用它來界定自己的社會位置，一個是認爲自己代表“本省人”的民進黨人，另一個是一些第二代的“外省人”，當時，這兩個群體在台灣政治上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正因爲這樣，族群這個概念才會在台灣普遍流行，大家都想用這個概念來爲自己的弱勢群體辯護並要求有一些改變，所以，族群問題在台灣開始發酵。
其實長期以來，特別是過去十多年來，在日常生活中，族群根本沒有問題，只是到了選舉的時候，政治人物和媒體爲了自己的利益就不斷地炒作，不斷地灌輸台灣存在族群問題的觀念，這也是過去十多年來政治人物和媒體最大的建構，到現在，就連一般人都相信台灣有族群問題了。
政客炒作是爲攫取權力
記者：台灣一些政治人物爲何喜歡炒作族群問題？
王若甫：族群這種東西本來跟日常生活關系並不太大，沒有任何信息可以讓一個人去分辨誰是什麽族群背景，唯一的就是當一個人不太小心談到政治話題和他的立場時，你才會去猜測，這個人是“外省人”，或者是“本省人”，可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外省人”當中有一部分人會偏向台灣的主體，“本省人”當中也有許多人會偏向一個中國的立場，這種區分根本沒有什麽太大的意義。
政治人物在一個地方能將族群議題炒作起來，顯然是那個地方還有一些對歷史的記憶和對未來走向的緊張，還有一些空間能讓他們用特定的立場去做詮釋，然後把這個詮釋傳遞給他的支持者，所以族群議題其實是這些政治的代理者，利用在歷史記憶重新協商的過程中很多人很緊張的心理，通過政客相對比一般人大的影響力，不斷地把一些本來很簡單的議題複雜化或者兩極化。他們炒作的目的當然跟現在想達成的目的有關，就是想攫取更多的權力和利益，讓他對歷史的詮釋和未來的走向有比較大的影響力。
藍綠利用族群作區隔
記者：根據台灣的民調，在現在台灣的政治現實里面，隨著藍綠的鬥爭，族群議題好像炒作得越來越嚴重？
王若甫：這是顯然的，因爲族群現在顯然還有重要的作用，不然政治人物也不會去炒作。從現實意義上講，我想藍綠兩種不同族群意識的陣營，大概都對台灣的歷史、對台灣的未來怎麽走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們現在就是想用這套看法爭取更多民衆的支持。
但是，這個支持不一定是理念的支持，都是政治權力的支持，所以對目前的政治人物來說，因爲其它的議題都沒有大的分歧，爭議都不很大，相同性遠比相异性來得高，因此，在政治動員過程中，如果想要做一個很明顯的區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原來這些歷史的差异跟對未來走向的差异當做一種對比性的建構，或者說炒作。他們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把對方刻畫成是數典忘祖，或者說成是不爲台灣人民利益著想等，但他們都是在用强化對歷史跟未來“國家”走向的差异上面，把區分做得更明顯，而且把對方常常講成是不道德的，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民衆對自己立場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