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4日電／最近台灣“中研院”院士在院士會議中正式提案，建議政府和各界應正視台灣社會充滿語言暴力的現象，重新建立富而好禮的公民社會。台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說，院士們的有感而發，主要是針對“立法院”“立委”的問政和政論節目名嘴們的部分發言，已幾近於羞辱人，助長了社會暴戾之氣，應予以導正。院士們的這些憂慮，很快就引來不少“立委”與名嘴的反唇相譏，結果也很清楚，除了院士們立即讓自己也陷入口水爭議外，沒有任何“立委”或名嘴覺得他們確實有需要做任何檢討或反省。
不久前，台灣觀光聞人嚴長壽曾說，如果政論節目能設觀眾席，甚至開放讓陸客購票參加，一定會很有吸引力，言下之意，這些節目的吵吵鬧鬧還可以成為賣點，讓缺乏言論自由體驗的陸客驚豔一下，也算是另類“台灣經驗”的輸出了。然而，身為台灣人，真的希望陸客、外來者，我們自己的孩子，是透過這種方式認識台灣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嗎？如果某些政論名嘴天天吵架的節目方式是台灣足以傲人的民主之光，為什麼過去國際媒體播放台灣“立法院”打群架的新聞時，大部分人民的感覺是丟人現眼，而不是振振有詞地說，台灣的“立法院”、議會可以吵成這樣、打成這樣，足證台灣是多麼民主自由開放、多麼地有活力啊。
社論說，這幾天“立法院”在進行“監察委員”的資格審查，多位“立委”的審查方式和態度如何，透過媒體的報導，社會大眾看得很清楚；“中研院”院士們對其言語粗暴、形成不良影響的批評和憂心，相信也是很多人心頭共同的痛；“立委”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乃天經地義，問題是有必要天天發飆嗎？真的言之有物，又何必摔東西罵人，甚至刻意抹黑呢？
“立委”減半後，每個“立委”形式上以及實質上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更大了，但問政風格卻愈來愈有向名嘴看齊的趨勢，但求曝光效果，卻不重視一言一行對社會形成的示範效果。在“立委”名嘴化的同時，政論名嘴似乎也有了“立委”化的“自我期許”，動輒以驚人之語希望直接影響政策，而不少政治人物甚至竟也順著名嘴的好惡來施政、執政、問政，不當地放大政論節目與名嘴的價值和地位，這正是為什麼政論節目和名嘴一直擁有影響力的理由之一。
政論節目討論的多為時事議題，邀請的與談來賓也多半是所謂的新聞人、媒體人，然而究其實，今天許多政論節目與其說是新聞節目，倒不如說是綜藝節目還比較允當；名嘴們的拍桌對罵、嗤鼻互嗆，比演藝人員的演出還精彩，然而，這樣的談話對大眾了解新聞真相、社會趨勢，能有什麼幫助呢？
綜藝節目為提高收視率，找出分手情侶互揭瘡疤，還有藝人們在節目裡就直接哭給觀眾看，但是，綜藝節目再怎麼灑狗血，觀眾清楚這是一種表演，而“立委”問政比誰更凶更會罵人，政論節目的來賓吵到血脈賁張，不但會給“立法委員”的問政威信、對政論節目的公信力帶來負面影響，也容易在社會上形成有樣學樣的不良示範。
社論指出，過去有某些綜藝節目的主持人因為發言不當而公開道歉，事實上，電視節目若有不當內容及發言，也會遭到主管機關的處分，但是部分“立委”習於人身攻擊、言詞扭曲的問政方式，乃至於政論名嘴抓狂式的發言，卻似乎無人能過問，終至愈演愈烈；這些被認為是“社會賢達”的人如此粗魯粗鄙的說話方式，正一點一滴影響著社會大眾的互動方式與過程，讓人與人之間的對立與吵架甚至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對這種語言暴力現象可能已經習焉不察的民眾來說，“中研院”院士們通過提議建請政府及社會注意，乃至於提出在中小學設計公民教育的課程等建議，其實是很重要的提醒，難道台灣社會不應正視這種語言失控的現象嗎？
畢竟，如果台灣最重要的兩個公共領域：“國會”殿堂與媒體論壇所呈現的語言風格，都幾近乎於以羞辱與謾罵為常態，試問長期間在這種氛圍中薰陶的人們，又怎麼可能建立和諧、互相尊重的關係，一個社會又怎麼可能安穩安定呢？院士們的憂慮或許根本改變不了什麼，但最起碼這種心聲被表達出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