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22日電／當年貴州省畢節地區畢節縣海子街鎮思源村村民楊德才50多歲，生養8個兒子，人送外號“楊八郎”。全家20多口人，面黃肌瘦，蝸居在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1986年5月13日，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來村里調研，給“楊八郎”留下500塊錢，勉勵他“勤勞致富”。走出楊家草棚，胡錦濤面色凝重地對隨行的同志說：一定要把人口數量控制下來。
中國青年報報道，畢節地區總面積約2.68萬平方公里，高原山地面積約占全區總面積的93%，岩溶(喀斯特)地區占79.31%。岩溶地貌分布之廣，位居貴州之冠，岩溶地區被聯合國認定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1987年年底，這片山地養活著558.87萬人，其中貧困人口312.2萬人。
在“以糧為綱”的年代，不上山開荒就餓肚子。開荒需要勞力，人口就越來越多。“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和“越墾越荒，越荒越墾”就這麼循環起來。過度的開荒，導致本來就脆弱的生態環境雪上加霜。畢節地區山高坡陡，河穀深切。遍布山間的麻窩地，掛在陡坡上的旮旯地，都是些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 ”。1987年，畢節地區土地墾殖指數高達46.2%，森林覆蓋率僅14.94%，水土流失面積達16725平方公里，占全區總面積的62.28%。
人口膨脹和生態惡化對畢節的發展形成致命性制約，威脅到長江、珠江中下游地區的環境，一切改革發展的成果，都可能被可怕的“人口黑洞”吞噬。
“楊八郎”在貴州是個著名的老故事，當地和國內多家媒體刊登了“八百遍”，一直刊登到今天。原因是它集中反映了畢節地區人口膨脹、生態惡化導致人民生活貧困的死結關系。這一年，畢節地區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別比貴州省和全國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後來，胡錦濤同志又二訪、三訪思源村。調研的首要課題，還是人口、環境、貧困問題。改變這三大困境的思路轉化為畢節試驗區改革環環相扣的三大主題——“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
特殊難度
在“文革”後否定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的觀念後，畢節地區控制人口的工作隨著全國把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早早就開始。但直至試驗區成立後的頭幾年，難度仍然極大。
在畢節地區，除了農村“延續香火”的濃厚傳統意識外，多生男丁的選擇有其特殊原因。大山里生存，比平原艱難。日常挑個水，向鄰居借個農具，趕場賣個雞蛋，都必須走半天山路，還別說上遠處的陡坡去開荒。生產生活的一切體力消耗都比平原地區要大得多，一家沒幾個男勞力撑不下來。“楊八郎”的許多孫子是在畢節試驗區成立之後出生的。“楊八郎”的大兒子又生了8個孩子，成為新一代“楊八郎”或“小楊八郎”。“更多的男丁，就能開更多的荒。”這是山區農民的邏輯，也是畢節地區計生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所在。
“人口控制”是創建畢節試驗區的三大戰略目標之一，只是沒有直接寫在“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的名稱上而已，它的實施力度并不弱。
試驗區成立之初，威寧縣部署計劃生育工作。一個副縣長是“手術對象”，先出來頂牛，另一個副縣長跟著放炮，第三個副縣長隨聲附和，計生工作從縣府一層就擱淺。省長派人去和這幾個幹部談心，沒想縣級、鄉級幹部一下子跑了4個。4個幹部偏巧都姓馬，下面人就說：“哈，‘駟馬難追’，看你上面咋辦！” 難追也得追，追到了人反複做工作，4個幹部最後做了“結扎”。下面人一看，“戴官帽”的都頂不住，也都不頂牛了，按計生制度規定，該咋辦就咋辦。
嚴厲的措施表現了遏制人口膨脹的決心。最初階段工作方法難免簡單生硬，“計劃生育，幹部帶頭，抬走家具，牽豬拉牛”一類順口溜在民間多得很。在畢節市擔任過幾年計生幹部的徐興志回憶說，那時群衆對計生工作抵觸情緒大，檢查超生得半夜出發，翻山越嶺，悄悄進村，各自到位後同時叫門。衝突最嚴重的一次，計生幹部摸黑到荒郊野外的一個建築工地突擊檢查。那里住有許多打工的農民，屬於流動超生的監控重點。計生工作人員遭到圍毆，黑燈瞎火的，帶隊幹部被當場打死。
在一個不短的時間內，計生幹部的工作環境相當不好。今年38歲的王雨紅從衛生學校畢業後就一直幹金沙縣的計生工作。剛開始工作時，老有人指著她譏笑“你一個姑娘家搞計劃生育，小心以後自己生不出娃娃。”這種帶著詛咒色彩的玩笑，不只落在王雨紅一位計生幹部身上。王雨紅說，那時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調離計生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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