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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向前走，就需要開創歷史的遠見與大格局。 |
中評社訊╱題：兩岸宜以新意開創“國際空間” 作者：李黎明（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戰略學會執行長
國民黨新政府的外交思維，在八月四日，由馬英九完整地闡釋了它的骨架。它的政策綱領就是：“外交休兵”和“活路空間”。
馬英九也在八月十四日出訪拉丁美洲的旅程中表示，“政府會從這些角度思考，提出一個可達到政府的目標，又不至於影響外交或兩岸的利益，或傷害既有關係，這才是比較合理的方式”。馬英九說，他提出“外交休兵”，不是光為台灣自己的邦交，也為兩岸未來的前景，希望兩岸能採取一致的看法，如果可以從這裡開始，相信台灣的路會越來越寬，海峽兩岸的路也會越來越寬。
從語意上來理解，“外交休兵”和“活路空間”的隱喻，就是要北京釋出一定程度的“國際空間”。精確的說，馬英九的外交新理念，需要北京這個外部因素來解決。
在回顧傳承與必須變革的雙重壓力下，如果真有創新的兩岸“外交”思維，就必須從兩個面向做深層反思。一個是在觀念上，對“大外交”格局的反思；另一個是在方法上，對“圖騰崇拜”的修正。
六十年外交爭戰
一九四九年國共未竟的戰局和歷史的餘緒，自然而然地延燒了兩岸一甲子的外交戰火。從現在的意義來看，無非是某種程度的內耗。
台灣的前“外交部長”錢復在他的回憶錄記載，一九七一年八月六日，蔣夫人宋美齡在陽明山的會議中，為“一個中國”政策定下了“漢賊不兩立”的基調，使台灣“外交”路子越走越窄。錢復說：當時他“心頭有如受到錘擊““日後工作上似乎不易有彈性了”。然而，據黃清龍引述最近解密的資料稱，一九五○年十月六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與其為保持聯合國會員名義而使台灣被攻不能安定，則寧放棄會員國之虛名，暫時退出國際社會。雖在國際上失去地位，而力求自立自主，確保台灣主權，未始非計之得也”。顯然，“漢賊不兩立”的圖騰意識，早就深植於政治菁英的內心信仰之中。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而代表“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權拒絕接受“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席次安排。自是而後，兩岸“外交”走向長期對抗的局面。
自八○年代起，蔣經國開始採取較為彈性的方式，與非邦交國發展以經貿為主的實質關係，但在基本立場上卻仍堅持其代表整個中國的“法統”地位，仍然揮不去圖騰的迷思。
到了李登輝時代的“務實外交”，則是要“升高並突破目前以實質外交為主的對外關係”，試圖逐漸擺脫“一個中國”的框架與限制，放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際間進行“中國代表權”的爭奪戰。它所代表的意義是“雙重承認”。台灣陸續提出“一國兩府”、“一國兩席”、或者“雙重代表制”的構想，嘗試能夠有所突破。
陳水扁時代的“外交”作為，除了延續李登輝的路線，突顯“反中”意識之外，在作法上太著重技術性，在理念上又過於理想化。因而顯得諸多冒進和突兀，未合國際慣例，時常遭致國內外評議。難怪藍營人士說，陳水扁的“外交”根本不及格。馬英九也特別強調，要積極修補過去八年錯誤政策造成的傷害。
兩蔣時期，台灣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從李登輝開始，則試圖擺脫“一個中國”的框架。無論前或後者，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延續傳統對抗的思維，持續與北京爭奪圖騰的解釋權。後者，甚至是在無力中，逐漸構思了一種新的圖騰論述，繼續陷入在一個新的“迷思”中奮戰。這個一貫的傳承，長期以來成為台灣“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且深深凝聚了台灣的民心，沒有人質疑它的理性與現實性。
重現“大外交”的格局
要打破傳統的困局，首先必須在觀念上有所創新。
在世界歷史上，群雄逐鹿，縱橫捭合，那些外交手段的格局，有大有小。譬如十九世紀，先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力求穩定歐洲全局的“歐洲協調”，隨後俾斯麥力圖宰制歐洲的孤立壓制外交，兩者的格局前大後小。促成中美建交的基辛格（HenryKissinger），堪稱現代現實主義的標籤人物，他對於梅特涅的外交理念就衷心佩服。雖然他的政策觀點備受批評，但是他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卻是冷戰後期的真實寫照。他的著作Diplomacy一書，台灣譯為《大外交》，可謂傳神，書中一段描寫了他對毛、周、鄧外交理念的正面評價。
基辛格說，在外交談判中，中國領導人認為傳統的議程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出雙方一致的共同利益。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訪問北京，在諸多議題中，台灣問題是雙方爭議最大的問題。然而，毛澤東一見到尼克松就表示，中國不會對台動武：“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根據美國國務院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公佈的美中關係解密文件，周恩來告訴尼克松：“我們那麼大，都可以讓台灣問題延續二十二年，因此我們也不在乎再等上一段時間。雖然台灣問題是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絆腳石，但我們也不急著要一下子就解決所有問題，而讓您面對尷尬的處境”。美國人期待了二十年之久的這個願望，“毛澤東並沒有要求美國回報”。
基說，毛澤東有遠見、冷酷，周恩來高傲、有魅力，鄧小平則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這三個人“是古老中國經驗的精華，能夠分辨何者為常態，何時應權變”。基辛格又拿蘇聯作比較，他說，蘇聯談判代表的堅持與死硬，透露出蘇聯政治的內部張力。然而，中國領導人比較不在意小地方，而是著重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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