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1日電／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諾貝爾獎理應成為中國的一個標尺，以此刺痛我們並促使奮進革新，讓諾貝爾獎與我們愈來愈接近。
文章說，每年十月的“諾貝爾季節”，對於國人來說，都是尷尬的。是啊，13億人的偌大中國，選出一個科學家，堪與選出11個會踢足球的比肩——幾十年過去了，依舊很難。
以文學獎為例，雖說其消費導向性日漸增強，很大程度上已由文學化轉變為事件化，成為媒體熱心追捧的對象，賭博公司開出的新把戲，出版社的方向標，好萊塢的新菜單。雖然，它往往裹挾著複雜的意識形態與“歐洲中心主義”的痕跡，但總體來說，評出來的都還是拿得出手的。去年的時候，王蒙先生說，諾貝爾獎并非文學的最高標尺。或許不是最高的，但終究是個標尺，依然可以成為我們當代文學一個參照系。
翻開近些年的獲獎作品，無不表現政治、種族、民族、性別、身份認同等現代內容。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體是國際移民、流浪漢，或者來自弱小國家弱小民族。他們都以豐富的文化經驗，穿透性的精神力量，優美精巧的構思，獲得世界性的認同。返觀中國當代文學，從文學的技法來說，許多作家都是可以得獎的。中國的作品，也不乏俯首底層的人文情懷，而唯獨缺少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力量。
其實，文學獎是關乎精神建設的，聽起來比較“陽春白雪”，倒是科技方面的，真是讓人看到了差距。以鄰國的日本為例，光這次就有四位獲獎。其中，有兩位純粹是本土的，有的沒有辦過護照，從來沒出過國，也不會說英語。
諾貝爾科技獎項，可以算得上當今世界最具公信力的選項之一，沒真本事，根本忽悠不來。每個關心中國科教進步的人，很自然就會疑惑：政府每年的投入也不少，科研人員群體也不是不龐大，教授們也不是不努力，中國每年的論文數全球第八，拼命學英語的人更是遍地，為何總是無緣諾貝爾獎呢？
最後，我們的矛頭都會指向高校僵化的量化評價方式，指向應試教育抹殺了人的個性。這些都是原因，但更重要是整個社會土壤的急功近利。在很多時候，我們考慮的首先是能創造多少效益，能快速轉化成錢，基礎學科因為其長綫性，自然就相對弱勢。
不僅如此，官本位思想深入社會的骨髓，也直接阻礙了自主創新。前一陣子，深圳大學一個處長職位，引得40餘位教授的爭搶。這樣的現象其實并不鮮見。可悲的不是這些教授，而是我們的科研體制與社會價值體系。
改革開放初期，流傳“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30年過去了，“腦體倒掛”的現狀有所改觀，但是“學而優則仕”的現實法則又“死灰複燃”。在很多地方，科教機構與機制日益衙門化、官僚化。一個普通的行政人員一句話，可能就左右一位科研人員的學術前途，而只要當上領導，就可以有更多的課題與經費，有更好的住房和待遇——在這種前提下，傻瓜都知道當官好。當最聰明的人都去做官了，誰來真正搞科研呢？
當許多科研人員被繁瑣的事務和人際關系纏身，天天惦記著分房評職稱，談何自主，談何創新？正如，一些老院士感嘆，對於科學家來說，30-40歲最是出成果的時候，但當時沒人給自己這種機會和條件，因為都是論資排輩。等熬到院士了，卻已是白發蒼蒼，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樣的命運，在新一代的科學家身上，正在延續。
這樣一個官本位的土壤不革除，這樣一種陳舊的“排位學”不革除，中國的科技很難有突破性的發展，即使得到諾貝爾獎，也只可能是偶然現象。如果全社會真正以科學家為榮，崇尚“科教本位”，諾貝爾獎才能越來越近。否則，只會不斷呈現人才“孔雀東南飛”，“生於淮南則為枳”的窘境。
諾貝爾獎理應成為一個標尺，一個刺痛我們并促使奮進革新的標尺，特別是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