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坦承現在是“矛盾凸顯期”，但具體落實到實際工作中，不少地方又苛求基層“不能出事”，不發生群體事件，無大規模上訪，無人進京上訪就叫“穩定”，評價幹部能力和政績也以此為重要指標。所以，基層誰都不敢主動向上暴露問題、講真話，拼命把負面消息壓住，採取各種辦法把上訪的人攔住，事情鬧大了才向上級報告。“穩定”如果變成了一種“社會控制”，在實際操作中就成了“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準，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這必然導致群體性事件“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鐘玉明：地方政府要特別注意避免採取“飲鴆止渴處置法”：只要能快速平息，要錢給錢，要人放人；法律條文、法律程式，一概拋到九霄雲外。這樣的結果，使平息群體性事件成了“反法制建設”活教材。
當前，對於處置群體性事件，在一些地方有一個默認的“成功標準”：快速讓群眾散去。至於手段是否合法，對今後社會管理造成什麼影響，甚少探究。
為了快速“止渴”，一些地方處置群體事件不遵循法律程式，以提高時效。在這樣的誘導下，群眾越發“講理”不“講法”——只要我利益受損了，我“有理”了，怎樣鬧都行，政府都要立即滿足。
政府滿足群眾訴求的速度越來越快，公眾心理反而越來越急躁，抱定一種“立等可取”的心態。人們擔心，一旦聚集人群散去，一旦媒體關注點轉移，政府就會撒手不管。乃至像計程車管理體制改革、打擊黑車等涉及巨大人力物力投入的改革，也要求立即見效。一些醫療事故引發群體性事件，案件解決有其客觀制約，有時候一個檢驗就需要半個月時間，但媒體往往會以“事件已經過去四天，案件依然沒有進展”來表示不滿。
為了快速“止渴”，“闊政府”花錢買平安，給“窮政府”和企業提出難題，給其他地方製造了難題。比如東莞樟木頭鎮合俊玩具廠倒閉，老闆逃匿。當地政府立即承諾墊付工人全部工資。工人滿意之餘，立即又要求遠大於欠薪的種種補償。樟木頭痛快出錢，媒體大肆報道。此前，合俊玩具廠在廣東山區設立了分廠，此時一同倒閉，東莞“榜樣”擺在工人眼前，山區政府卻不如東莞這樣財雄勢大，愁壞了。
為了快速“止渴”，對群體性事件中使用暴力、觸犯國家相關法律的，有的地方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國務院《信訪條例》失靈。“推選五個代表人”的條款被漠視。一些地方公安部門拘押部分使用暴力的當事人，而群眾立即把“放人”追加為“訴求”，堅持“不放人絕不走”。於是，一些地方公安部門為了避免“不好下台”，連現場抓捕暴力分子都縮手縮腳。像有關徵地糾紛，有些人阻撓施工、打砸設備、攻擊政府工作人員或施工人員，都很少聽說受到法律制裁。
如何最大限度減少群體性事件的誘因
黃豁：明確定位政府角色，是預防和應對群體性事件的基礎性條件。權力必須退出市場，防止與民爭利，調整政府與企業、公眾的利益關係，形成基本和諧的“官民關係”。
回應群眾的利益訴求的前提是必須要暢通群眾的訴求渠道，群眾訴求實際就是“民意”。民意是執政黨最可寶貴的政治資源，對民意的尊重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當前應建立健全尊重民意的體制與制度，不斷拓寬民意表達的渠道，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推動民主。但是，利用民意來指導決策現在還沒有成為幹部的自覺行為，不少領導幹部還是習慣於“為民做主”而不是“讓民做主”。要讓官員更為主動地回應群眾利益訴求，就必須要解決官員“對上不對下負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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