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黨委政府主導的維權機制
黃豁：長期以來，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往往將“有組織、有預謀”視為群體事件難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但實際上，有組織的維權相對容易控制，事件組織者必須為局面失控造成的後果負責，他們會竭力控制事態惡化，而且願意充當與政府對話的代表。相反，那種完全無組織、突發性的洩憤型群體性事件反而破壞力更強。因此，要建立暢通有效的談判、協商機制，在平等、法制的軌道內解決利益衝突，就要發揮行業協會、工會、社會組織的作用，促使其健康發育，發揮其自律作用，使其成員追求自身利益的行為合法化、有序化、組織化。比如計程車罷運，如果有計程車行業作為勞方代表，與資方進行談判維權，就不至於一上來就是罷運這種最壞的形式。
郭奔勝：在社會利益格局激蕩變化中，維權成為社會各群體的共同話語。一些群體性事件的初期原因往往就是為了維護權益，而維權成本高又成為一些群眾心生怨氣的誘因。
當前，涉及拆遷、徵地、分配、企業裁員等領域內的信訪案件居高不下，一個突出的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門常常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缺乏公正的裁決機制，結果是事了案不了，一些矛盾錯綜交織，沒完沒了。因此，給“社會燃點”降溫，需要有新思維。
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制。在拆遷、企業改制等領域，價格評估是最重要的環節，而目前一些地方雖然實行了第三方價格評估，但其背後始終有政府的影子，因此其評估的結果往往不被拆遷戶和改制企業員工接受，埋下了滋生矛盾的隱患。當務之急是培育真正的第三方仲介機構，以其獨立性、權威性服務於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事項。
構建富有彈性的維權機制。當前各種矛盾千差萬別，把所有的矛盾都納入舊體制解決難以實現。應該在開放性的社會條件下，建設以體制內力量為主導，兼顧多元主體的維權新機制。比如外來工權益維護，工會等體制內的組織要承擔主要職責，但僅憑工會力量還不夠，可把“ 打工者服務部”、“志願者服務部”、“律師服務部”等民間力量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吸納到體制內，實現“為我服務”的目的。比如，沿海發達地區的外來工工傷事故很多，工傷群體的救治、生活保障以及精神安撫，可在工會等部門的組織主導下，交給民間力量去做，保障這個群體的權益維護實現最大化。
社會心理疏導從基層抓起。社會心理對立、不安，蘊藏著社會管理風險。針對社會轉型期的心理特徵，黨的基層組織、社區組織、志願者組織都要把心理疏導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大調解、大接訪，從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一個情緒釋放的通道，讓有話說的人、有氣的人、有委屈的人，有地方、有機會去表達。矛盾在第一時間、第一環節解決成本最小，這就要求基層幹部用真心對待群眾，用真情撫慰情緒，用真誠面對矛盾，不推諉，不扯皮，不冷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