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三農”問題，沒什麼靈丹妙藥。上面提到的三方面工作如果能扎紮實實做好，到2020年，農村形勢就會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三方面工作能不能順利推動，取決於兩方面的偏差能不能得到有效防止。
首先要防止的是一個戰略上的偏差，即防止把人口的城市化變成一個土地的城市化。按世界一般經驗，我國的人口城市化比例可以更高一些，加快城市化的速度還有潛力。在2020年，我們完全可以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提高到60%以上。農村剩餘勞動力以及相關的農村人口應該有序地在城市定居下來，減少“候鳥式”農村轉移勞動力大軍。農業不能養活中國的一半人口，永遠談不上社會主義新農村。不要希望農業領域就地轉移全部剩餘勞動力，也不要指望把幾萬個鄉鎮變成工業基地。要在現有幾百個城市上把文章做足，讓大部分剩餘勞動力在這裡定居下來。我們不害怕90%的人口“養”10%的農民，因為只要農民佔總人口10%，他們就不會是一年只勞動3個月的半失業者，而是全年勞動的充分就業者。只要一個階層在辛勤勞動，市場就會給他們一個說法，政府對他們的幫助就不會是簡單地轉移支付。現在地方政府有很高的熱情去圈地擴大城市，就是不肯想辦法把進城務工的農民留下來，這是令人頭痛的事情。
第二個要防止的是微觀政策操作上的偏差，即解決農民的土地權益保護問題。十七屆三中全會在這方面有了突破，今年的1號文件又提出了更具體的政策保障措施，但我們還是擔心中央的政策在具體落實中被釜底抽薪。18億畝的耕地要保護，這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還是生態問題。過去的經驗是，僅僅靠中央單方面的積極性不能解決耕地保護和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問題。要在體制上解決問題，賦予農民自己保護土地權益的力量。三中全會出臺的土地管理改革思路可以說千呼萬喚始出來，我們要呵護這個改革思路，謹防政策在操作中“走樣”，繼續堅定地將這項改革一步步向前推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