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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陳菊用人性來包容台灣與大陸的分野，馬英九用華人來包容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隔，李登輝用諸法皆空來包容自己擺盪的紀錄，只有陳水扁因為缺乏文化偽裝的能力，在遭到揭穿的壓力下，他只好訴諸赤裸裸的金錢與權勢。 |
中評社台北5月29日電（作者 石之瑜）職司高雄的陳菊以推銷高雄世運為理由到北京，隨著陳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甚至開始著手擬定民進黨人訪問大陸的守則。另一位心繫台獨的台南地方首長許添財，也宣布將要以非政治的活動名義訪問大陸。陳菊看來是讓台獨與兩岸交流脫鉤了，她的手段與做法，其實是何其的平凡？但背後遠遠超越她個人的歷史哲理，卻又何其的深刻？
陳菊用推銷活動為名義，有人指為是藉口，但陳菊仍然能夠一方面談人性與整體利益，為自己的大陸行辯解，另一方面不忘記在北京喊一聲馬英九“總統”，來凸顯台灣主體性。她喊馬英九的作用，與葉金川代表台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故意說幾句台語的意義是一樣的，都是要安撫台灣的對象。
細究陳菊之行展現的所謂的主體性，其實與馬英九、陳水扁乃至於李登輝等人長久以來展現台灣主體性的風格相較，並無不同。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夠在面對不同的情境需要與對象時轉換自我定位。有鑑於他們幾位的人格、思想與背景迥然不同，則他們詮釋台灣主體性的共同風格，應該是台灣政治文化乃至於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註腳，值得深究。
請看陳水扁以激進反華安撫台獨擁躉的同時，總能以理性溫和安撫華府；馬英九以反統安撫台獨選民的同時，毫無礙於他以反獨安撫老國民黨；他們體現的台灣主體性，不在於擁有某種內發的自我認識，而在於調整自我以安撫不同對象的願望。他們都拒絕嘗試一種具有穩定性或決定性的自我定位，也拒絕從自身的位置評價所面對的對象，而只願意在所身處的情境中，建立一個可以被對象所認可的表現方式。
如此，他們能看似與眾不同，總是在勇敢地對抗什麼或建立什麼，但實際上又永遠能迴避真正的、終極的對抗。他們的主體性是一種能動的主體性，是一種能夠容納不同主體內涵的主體框架，也就是一種能夠不斷實踐自我否定的主體性。
但是，這樣的風格並不限於台灣，也未必是因為台灣人獨有的願望，而是大凡受到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侵犯的社群都常見的性格，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甚至，沒有受到殖民主義禍害，且曾成為帝國主義共犯的日本，也因為心中受到先進歐洲的壓抑，當代思想史上常見有展現同樣的風格者。
也許正是因為日本沒有經歷外來殖民，或是日本有獨特的神道傳統，以致於日本思想界對這種安撫對象以迴避對抗的風格，頗為自覺。京都學派的思想家乃在西田幾多郎綜合歐亞諸學所建立的思辯基礎上，賦予這種自我否定的主體性以一種稱為“場所”的哲學觀，或稱“無的哲學”，亦即認為主體必然存在於無的場所，如此才有可能解釋為何自己能同時安撫彼此衝突的對象，並透過不斷進出各種情境來否定自己遭到束縛。
李登輝深受影響，雖然他自白說在年輕時起，就曾嘗試通過基督教的指引，擺脫讓自己困惑的某種自我否定的性格，但後來似乎是更有意識地運用場所哲學，來化解他一生所經歷的看似相互牴觸的各種政治角色。前者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實質的自己，後者的目的是在擺脫自己，他乃將兩者混融，宣告自己一生見證的是台灣歷史的開端與新中原的降臨，看似有所主張，又抗拒任何傳承，這樣的主體意識既虛無，又無所不包。
但是日本殖民過的台灣人還不是日本人，中國人更還不是日本人。儒家文化所習慣的是大我哲學，因此通常不會想像自己回歸到無的場所，用靜默與沉思化解為了安撫不同對象帶來的自我否定的困惑，而是訴諸一種更大的集體來包容看似互斥的對象。
請看陳菊用人性來包容台灣與大陸的分野，馬英九用華人來包容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隔，李登輝用諸法皆空來包容自己擺盪的紀錄，只有陳水扁因為缺乏文化偽裝的能力，在遭到揭穿的壓力下，他只好訴諸赤裸裸的金錢與權勢。這就像中國當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或軍閥買辦，與他們口中有待解放的女子小人其實一樣，不斷在擺盪依附，安撫各個外在對象，時而訴諸某種愛國主義來遮掩空虛，時而訴諸某種世界主義來自我救贖。
無的哲學引導台灣人放棄自己，大我哲學敦促台灣人找尋歸屬。台灣的幾位領導人，雖然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主張，卻對別人的主張十分敏感，更不在意別人的主張是恆久的表演還是一時的認真，他們每每在遭遇具體對象時，都能引述某某大我哲學，但是他們終究只是擺盪在不同的對象之間，逃避歸屬，隱然寄望某種虛無的場所能容納他們沒有歸屬的靈魂。
陳菊前往大陸當然是她個人意志的展現，但在她個人意志的軌跡之下，早就鋪陳了近代中國與後殖民台灣的歷史土壤。她的超越，與民進黨人即將前仆後繼公然前往大陸，見證的仍是一種集體虛無的宿命。（作者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