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深圳“行政權三分”改革最初的設計者之一馬敬仁告訴記者，經濟領域改革30年了，容易改的已經都改了，現在進入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要改的問題越來越難。過去政府是改革的推動者，現在反過來，要給自己動手術，改革改革者。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各個部門都謀求自己的利益，這是新一輪改革最大的阻力。所以改革的難度就非常大。通過中編辦在深圳搞的試點，逐漸地摸索出，行政三分是走出幾十年行政改革困境的很好的路徑。
突破口
深圳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排頭兵，似乎是必然。曾一度領風氣之先的深圳，後繼乏力，深圳的發展面臨瓶頸。1997年金融危機後，香港認識到依托內地的重要性，深圳首當其衝。深港中心，在戰略上定位得以成立。
深圳大學經濟學教授魏達志告訴記者，改革開放前，香港經濟總量是深圳的2000倍，而現在只是深圳的兩倍。深圳市目前面積和人口比香港多一倍，已不容小覷。目前深港兩個城市相加，經濟總量是上海和廣佛的兩倍。
去年廣東省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深圳的地位得到重新確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向深圳學習。魏達志認為，這說明:“從中央到廣東到香港，對中心城市群已經有了一個更高的概念，更符合規律的理解，更理性的決策。”
雖然從2006年開始，深圳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低於廣東的平均發展速度，但這似乎並不值得擔憂。“經濟發展的動力構成發生變化，由投資拉動變為消費拉動。投資對GDP的拉動雖然比消費拉動快，但後者幸福指數高。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放慢，但經濟質量可能提高。現在深圳的產業結構非常有利於未來發展，在產業轉型方面比較好。明年計劃特區內的第三產業比重要超過80%，現在看來問題不大，羅湖區第三產業比重已經超過90%了。”魏達志說，“珠三角現在是採購中心，像沃爾瑪在中國的採購有90%都在珠三角完成。深圳未來發展前景非常好。”
2007年12月25日的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當時到任僅一個月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振奮了廣東各界的精神。2008年5月，深圳出台了兩份關於深化改革的文件，政治體制改革被提到了首要位置。這兩份文件的出台，被理解為是一場“自上而下”推動的“ 創新”。 6月底，汪洋親自點題:要以體制改革為突破口，特別要以行政體制改革為突破口。
去年年底，廣東省印發《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率先實現科學發展的決定》，提出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要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和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等方面“先行一步”，在未來5到10年內率先實現科學發展。
相對於一些老城盤根錯節、樹大根深的複雜關係網來說，深圳政壇相對簡單。特區獨有的立法權，也使深圳在改革中有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權。不管深圳經歷了什麼，到目前為止，深圳依然是中國市場經濟和市場思維最發達的地方之一，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沒有任何上層建築能阻礙。真正改革的原動力一個是市場的力量，一個是社會的力量。
所有這些，使深圳成為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最合適的突破口。近30年後，作為中國綜合改革的試驗區，特區深圳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次站在時代的潮頭。在深圳市委市政府舉行的貫徹《方案》工作會議上，市委書記劉玉浦表示，作為綜改突破口的行政體制改革，將是今年改革的關鍵。
往來於深港兩地的某基金組織深圳首席執行官徐才源告訴記者，在他看來，深圳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又一個春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