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掛嘴邊
在林毅夫看來，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為理論前提，用以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如果把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簡單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標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產生的效果卻不如預期，甚至好心辦了壞事，”林毅夫說。
談及政府的角色時，林毅夫指出，政府應該有所作為，完全的市場經濟體未必就好。“因為在發展過程中，有很多難關需要政府來協調，來克服外部的挑戰。”
此次金融危機也印證了這一點。奉行過度放縱資本主義的美國遭受重創，中國經濟則相對穩定且強勢。林毅夫的理論，中國經濟的實踐，大大開闊了世行其他經濟學家的眼界，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助手、世行高級聯絡官梅裡爾.塔克說，林毅夫的許多觀點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機剛爆發時，就比其他許多人都顯得悲觀，但很不幸，他的觀點卻是正確的。佐利克也認可他的判斷”。
在世界眾多知名經濟學家中，林毅夫脫穎而出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世行對林毅夫學識和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看重。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發展經驗的重要性。記者旁聽了林毅夫很多次的演講和研討，幾乎每次，都能聽到他對中國克服金融危機的經驗的介紹。
他指出，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為應對危機，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結果，一方面實現了經濟的較快發展；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則是中國通過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問題，為下一階段經濟更快發展奠定了基礎。
佐利克在一次座談會上評價中國經驗的重要性時，具體措詞和林毅夫並無二致。顯然，作為世行最高經濟權威的林毅夫，其觀點已深深影響了世行和世行的其他高層人士。
林毅夫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林毅夫從實體經濟產能過剩的角度對當前危機的性質和嚴重性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判斷；他通過對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經驗的總結，提出了“超越凱恩斯主義”、將財政刺激的著力點放在解決發展瓶頸問題的觀點；他針對新興市場國家和非洲產業結構的特點，提出了通過南南合作加速非洲工業進程的主張。
“我們國家”放心中
談到中國時，林毅夫總是習慣以“我們國家”來指代。儘管身在華盛頓，他一直關注中國的發展，思考中國面臨的問題。
他認為，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中國經濟應會最早企穩回升。但他也警告，中國取得了很多成績，也存在很多問題，尤其在社保、醫療等領域，還有很多欠賬，“應利用這個機會，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政府下大力氣進行這方面的投資”。
對於所謂“中國責任論”，林毅夫指出，中國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是應當的，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當前經濟背景下，中國只要能保持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和刺激內需，就是對世界經濟的一大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