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到京當天，葉群就帶了哈密瓜前來探望。隨後，江青請陳丕顯吃了兩頓飯。她對陳丕顯說，“你應該主動接觸少數造反派，我和春橋、文元三個人都支持你，給你當顧問。”陳丕顯表示“擔當不起”。張春橋也來到京西賓館看望陳丕顯，陳丕顯沒理睬他。後來隨著形勢發展，陳丕顯才明白，葉群要他到北京開會，江青兩次請吃飯，以及張春橋看望，都是早就串通好的。
陳小津說，拉攏“入夥”不成，江青很快變臉。 1967年，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污衊陳丕顯是“黑小鬼”。她說：“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不聽主席的話。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過去是紅小鬼，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像到。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頭……”。
一月風暴中的批鬥
上海是文革的“策源地”和重災區，也是“四人幫”的發跡之地。從張春橋、姚文元炮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到王洪文等造反派製造“安亭事件”、批鬥陳丕顯和曹荻秋，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文革中很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上海，最終波及全國。而這座中國的最大城市正是陳小津從小生活學習的地方，他在書中用很大篇幅回憶了父輩在“文革”中慘遭迫害，與造反派作頑強抗爭的史實。
1966 年l2月30日，陳小津陪父母專門去上海市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的家裡。廖政國講，南京軍區已經給他們指令，讓他們穩住部隊，密切關注文化革命的進展。陳小津說，“回到家後，父親要我到北京去一下，把情況向陳毅老總匯報，請他向毛主席、周總理反映，另外還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況。第二天，即l2月31 日，我奉父親之命，離開上海北上北京。不久，弟弟陳東棋也被送到了北京。”
陳小津回憶說，“父親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看望負責上海市衛戍和治安的廖政國司令員，表明他對時局的變化已做了最壞的準備，希望部隊在上海人民最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確保一方平安。而父親讓我和弟弟相繼離開上海，也是為了他自己能夠輕裝上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與張春橋一夥的鬥爭中。”
1967 年1月12日上午，張春橋、姚文元策劃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歡呼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那天早晨，陳丕顯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特意穿上了一套新軍裝。他認為，穿著軍裝，造反派就不好拳頭棒子往他身上亂砸了。大會開始後，陳丕顯和曹荻秋被押上台。台下一遍遍鼓噪：“打倒陳、曹！”“陳、曹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次批鬥大會後，陳丕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關押，隨時隨地接受批鬥，後在長達八年的漫長歲月裡，過著囚徒般的生活，飽受凌辱。從1967年5月到1972年12月，陳丕顯經受的大小批鬥會和審訊有數百次之多，但他始終據理力爭，絕不承認強加給自己的“叛徒”等罪名。
許多讀者特別是海外人士難以明白，為什麼堂堂市委第一書記會被一群毛孩子甚至地痞癟三毆打辱罵而無還手之力。陳小津說，“主要還是因為當時造反派得到了四人幫的唆使遙控，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我父親當時還擔任南京軍區政委、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東海艦隊、南京軍區空軍、上海警備區很多將領都是我父親的老部下，要想反擊造反派易如反掌。但當時他們這一代高級幹部，都覺得混亂是暫時的，都相信毛主席很快就會出來扭轉局面，所以一再退讓忍讓，結果遭受長達數年的折磨迫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