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胡耀邦當“通訊員”
有評論指出，《我的“文革”歲月》一書的一大特點是寫出了“陽光”。文革本是中國建國之後一段最為黑暗的歷史，但在陳小津筆下，不僅刻畫了父輩們的堅貞不屈，也寫出了當時“走資派”子女們守望相助，老一輩革命者的友情親情。陳小津說，“當時大家都希望文革早點過去，但沒想到一等就是十年之久。十年裡，我不絕望、不喪失希望，盡量樂觀地去面對挫折和苦難。”
1967年“一月風暴”後，父親、母親相繼被隔離審查，陳小津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父母們一個個被揪鬥、被打成“走資派”，陳小津等人都成了“黑五類”，每天不得不東躲西藏。後來到了北京，開國上將鍾期光的家，就成為陳小津及弟弟陳東棋、葉飛上將的孩子小楠、小毛，還有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的兒子“小馬”等人的避難所。鍾期光和其夫人凌奔悉心照顧這批失去家的孩子，而鍾家的孩子也與陳小津他們親同兄弟姐妹，有飯同吃。
1973 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雖然更多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了中央委員會，但慶幸的是包括鄧小平、譚震林、秦基偉等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也當選中央委員。不過陳丕顯等很多老幹部仍然被關押。因此，許多還有人身自由的老幹部都想盡辦法解救自己的老戰友，胡耀邦就是最積極的一個。
陳小津說，“因為解救父親的緣故，在1973年至1974年這兩年，我頻繁往來於京滬之間，打探消息，傳遞信息。其中，我與耀邦伯伯見面最多，成了他的‘通訊員’。由於我的身份，‘四人幫’一夥都盯著，當時為了從北京帶各種消息回上海，特別是耀邦伯伯的一些重要談話，我常常隨身夾帶著一些小紙片，有的是日曆紙，有的是‘大前門’、‘勞動’等牌子的香煙盒，記的都是只有我看得懂的要點、隻言片字，以免被發現。今天這些‘密件’成了珍貴的歷史文物。”
根據胡耀邦的建議，陳丕顯於1974年9月9日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中表達了對領袖的想念、自己的近況以及要求澄清問題、恢復自由的願望。信寄出一個星期，9月17日，毛澤東做出親筆批示：“此人如何處理，請在政治局一議為盼！”毛澤東在這個批語後簽了名字，寫了日期。之後，又加了一句話：“似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後來，儘管張春橋等人仍然竭力阻撓拖延，“設懸案、留尾巴”，但陳丕顯終於解除監禁。陳小津說，“耀邦伯伯要我父親給毛主席寫信的主意真是太絕、太神了，我永遠不會忘記耀邦伯伯對我父親、對我、對我們家的恩重如山。”
到了文革後期，老幹部們陸續得到“解放”，陳丕顯以及原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等人陸續進京，都曾住到京西萬壽路的中組部招待所。老戰友歷經磨難重逢，不勝唏噓，親如一家。
陳小津回憶那段時間是“萬壽路的春天”，受傷的父輩們找到了一個喘息的避風港，露出了難得的笑容。譬如，和他家比鄰而居的宋任窮，業餘愛好就是給幾家孩子們起外號，“宋伯伯說，小津你真精，以後就叫你‘小精’，葉小楠（葉飛女兒）你真懶，以後叫你‘小懶’，江小華（江華次子）你真滑，以後叫你‘小滑’，至於小毛（葉飛女兒），宋伯伯說，這個名字不得了，這個名字不能改，這個毛是毛主席的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