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芻議》運用了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推動兩岸的統一
文章在所擬《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本文中，在認同“兩岸同屬整個中國”的同時，強調了“兩岸的平等關係”，強調了“尊重對方在其領域內之最高權力，尊重對方之內部憲政秩序與對外事務方面之權威”。並且在對於《基礎協定》性質的看法中強調要“尊重簽約雙方的主體性”，保障“台灣人民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都能得到安全感，感受到‘兩岸統合’對於台灣人民的有利性”。張亞中文章在認同“整個中國”的同時，更加強調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在維護台灣主體性，確保台灣政經利益的基礎上，構建整個中國的框架。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與兩蔣時期相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在蔣介石統治時期，蔣介石懷有強烈的“大中國”意識，國民黨採取自上而下的思維方式制定實施各項政策。為了反攻大陸，台灣被定位為復興基地，整軍經武遠重於政、經建設。在推行“愛國”與“思想教育”方面，“以強化人民對中華民國及反攻大業的認同感”，壓抑了台民眾對台灣的合理認同。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與民主化之後，再次執政的國民黨其決策和施政的重心向下移動，選擇以台灣人民的福祉為視角優先決定施政的方向，以台灣為主體考慮國家的未來。同樣，台灣民眾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電影《海角七號》的熱播，“明顯地透露出一個重要的台灣社會發展訊息，那就是‘大人物’的時代已經消逝。人們更加關注身邊的餐飲、民宿、農場、設計、環保、藝文等各個生活領域的故事。希望不斷創造出有內容的故事、有創意的產品、以及有品味的生活” 2。台灣社會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思維方式，使他們在思考兩岸關係時，更加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強調維護自身的利益。
（三）《芻議》嘗試運用多元化的思維方式解決兩岸的政治定位
文章首先強調了“兩岸定位”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兩岸定位”是兩岸關係能夠發展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運用多元的思維方式提出了“兩岸三席”的概念，就是在國際組織中，除了容許台灣的參與外，台灣也應當同意兩岸共組“兩岸共同體”或“中華共同體”代表團作為兩岸參與國際社會的第三席。“兩岸三席”的概念來源於張亞中所著的《兩岸統合論》，書中作者提出“兩岸有三個主體”的概念，“一個是中華民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是‘整個中國’（第三主體）。台灣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 3 。
張亞中教授不僅提出多元的、三個主體的概念，更進一步明確了在主體多元化之後，多元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這兩個主體是架起整個中國的兩根柱子，‘整個中國’，也就是第三主體，像是兩個柱子上面的‘屋頂’” 4。“三個主體”的概念揚棄了單一主體的思維，避開了兩岸各有其主體性，就等於兩岸已經是互相不隸屬國家的推論。擺脫了兩岸“主體從屬”或是“主體平行”的單一性和排它性思考，嘗試用多元化的思維方式，最大限度地化解兩岸在主權問題上的對立。
（四）《芻議》強調了構建共同認同對於兩岸統一的重要性
文章在所擬《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本文中寫道，“兩岸決定在雙方同意之領域成立共同體，以促進彼此合作關係”。“雙方以統合方式經由共同體之建立是共同發展之基礎路徑” 5。在對於所擬《基礎協定》的說明中指出，“共同體的一項功能是建立彼此的共同重疊認同。兩岸共同體能夠成立，透過多種共同體的運作，重疊認同將因而擴大。當兩岸人民，特別是台灣人民越來越能接受兩岸同為中國人，其為命運共同體的看法時，兩岸從統合到統一自然有了堅固的基礎”。
2009年4 月，張亞中教授再次在香港《中國評論》發表題為《論兩岸統合的路徑》，強調了構建兩岸共同認同的重要性，指出“‘認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構建的” 6。針對馬英九執政後的兩岸關係，張亞中認為，“台灣缺乏強化兩岸認同的主張與行動”。“目前台灣僅有兩種主流聲音：一是兩岸關係物質化。兩岸關係的物質化固然有助於兩岸良性互動，但是並不必然能夠加強兩岸的認同鞏固。二是強化台灣主體性。強化台灣主體性有其歷史背景，和政治選擇的需要。但是，這兩種主流論述合流將極有可能讓兩岸在心理認同上逐漸越來越遠”。
為了構建兩岸之間共同的認同，進而推動兩岸的政治統合，張亞中提出將推動文化統合、貨幣統合、經濟統合、身份認同、安全認同、國際參與以及和平框架等一系列的兩岸統合構想。以構建共同的認同為目標，以各個具體的領域合作為起點，強調兩岸逐步統合的過程是《芻議》的又一個特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