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傑部長先是口頭、之後寫成書面的報告，其中有五點清楚的交代：
一、二00四年的三月二十三日，曹文生先生來電，希能於次日來部會見。
二、二00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曹先生依約來部會談。內容：對此次大選仍有諸多不公之事，已經和諸位軍系大老研商，建議總長亦能藉病住院（湯前部長因眼疾住三總），對當局形成壓力。
三、同日上午，羅（本立）前總長參謀來電，希安排當日來部會見。
四、經考量當時社會已十分動盪，國軍必須嚴守軍隊“國家化”，不宜涉入政治紛爭，恪遵行政中立的基本原則，故指示辦公室參謀主任於當日下午電話聯繫曹先生“上午所談之事，歉難照辦”。
五、同時亦指示辦公室參謀主任回電羅前總長參謀，請其向羅前總長報告，若所談之事是與曹先生相同之事，個人已有決定，歉難照辦，羅前總長即未再來電，亦未再要求會見面談。
另外，我去請教湯部長及幾位軍方的人士，問他們知不知道這回事。我非常訝異，什麼時代了，還有人存有這樣的念頭，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還好是五二0之前得到報告，獲得證實，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因為在“三一九槍擊事件”後，我一直在想，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不只震驚國內，也震驚全世界，“總統”、“副總統”在競選期間同時中槍，如果都沒有人負責，會讓全國人民覺得不可以原諒，國際社會也會看笑話。
我一直隱忍到三二七府前的抗爭告一段落之後才做處理，因為從三一九到三二七是非常敏感的時刻，政局非常不安，我們必須凝聚內部的力量，特別是中國當時說：“如果台灣內部自己控制不了，中國不會坐視不管。”似乎有相互唱和之勢。
三二七之後，我就決定調整“國安局長”蔡朝明及侍衛長陳再福的職務。侍衛長就坐在車子前面，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擋風玻璃的彈痕，還好子彈沒有打進去，如果在第一時間不知道子彈射入，要急救都不一定來得及。身為侍衛長對於發生在眼前的事卻毫無警覺，對於整個“總統”、“副總統”的維安處理、現場證據的保全，確實反應太慢，這些或許都不是故意，但做為特勤人員確實有失職守，相關人員必須予以行政處分。
在最快的時間，我約見了蔡朝明局長，指示他由軍事情報局長薛石民接掌“國安局”。後備司令的缺我想到陳體端，大家都知道他是湯部長的愛將，我主動告知湯部長。那天是三月二十九日小軍談，湯部長對於我的主動告知，非常訝異，也非常感謝，但是湯部長也告訴我一句話，陳體端接不接，還看未來的“國防部長”是誰。
“三一九槍擊案”發生當晚，我從台南回到台北，湯部長曾經到松山機場接我，並與我一起回到官邸，我們做了一些內部意見的交換，特別是中槍之後，第二天就要投票了，兩岸局勢必須做一些了解。當時，戰備並沒有提升，一切如常，但我還是提醒不能有任何的大意。隔天投完票，三月二十一日就傳出湯部長向游院長請辭，並以眼疾為由住進三總。
在此之前，湯部長早就和我多次提到他眼睛方面的毛病，所以起初我並不覺得意外，也以為可能是遇到選舉，這段時間非常辛苦、忙碌，因此希望在選後能夠做一些治療。但是萬萬想不到的是，三二0之後，有如此的選舉紛擾、府前抗爭，他竟然在這個時候向院長請辭。
過去他幾次和我表示辭意，當然每次的動機與原因並不完全一樣，包括於總長和部長時代都曾有過。他每一次提出，我都予以堅定的慰留。但比較奇怪的是，這次他沒有向“總統”請辭，卻是向“行政院長”請辭，是院長告訴我的。我知道之後，想到自己現在受傷，不宜到醫院去看他，因此，二十二日我請院長代表我去醫院慰問他，而且要強力的慰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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