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湯部長還是兩度透過軍事發言人室表示他的辭意，因為治療眼疾必須住院，這是可以理解，但在最需要的時候，最關鍵的時刻，“國防部長”堅辭，而且他的請辭是要做到五月十九日，如果是這樣，又不是立即要離開，為什麼要提前做這些動作？
過去我每一次都親自召見慰留，這次我則沒有再慰留他，所以他也瞭解到這次是辭定了。這就是為什麼當我提出陳體端接後備司令時，他會問我接任“國防部長”的人選。
我也問他：“你覺得誰來接部長比較適合？”他特別提到，參謀總長李傑應該要和他同進退，他推薦曹文生來接“國防部長”。
我對曹文生的了解非常有限，知道他從前曾擔任李登輝的侍衛長，後來李登輝卸任，他仍然忠心耿耿的跟著他，同時，一般外界也沒有什麼負面的評價，所以我對曹文生的印象基本上是好的。
我也問過李登輝這個人怎麼樣？四月初我就在官邸約見曹文生，與他談了很多，他已經是我新任“國防部長”的內定人選。
之後，聽到有關串連軍方高層佯病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報告，而且從三二0到三二七這段時間，曹文生竟然參與了這件事情。特別經過求證、打聽、包括請湯部長去瞭解，他也向我證實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對我來講，既然已經獲得證實，什麼都不用說了，這個人事案當然不算數，也不可能算數。湯部長也告訴我，“就當作我沒有推薦”，他要撤回他的推薦。
後來，我決定用李傑做“國防部長”，有人警告我李傑控制不了軍方，他若做部長，人家一定不聽他的，未來會非常危險。我問過李傑：“控制得了軍方嗎？”他說，沒有問題。事實證明確實沒有問題。過去在中國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下，同樣是槍桿子出政權，“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不但是黨的中常委，更要是自己的親信，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終於實現軍隊“國家化”，任何人擔任部長或總長，不需要靠個人的關係，也不是憑對個別政黨的效忠，一切按憲政體制法律的規定辦事。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當曹文生去找李傑總長，如果李傑一口答應了，也藉病住院，甚至請辭，其他三位副總長也全部跟進，整個軍方的領導中樞發生全面的動搖與變化，將會是什麼情況？
當然這不是大家所了解傳統的用武力、開出坦克車、大砲所謂的軍事政變，但是用這種非武力的、違反憲政秩序的手段，要來對政府形成政治壓力，這是否就是政治學上所謂的“柔性政變”，就留待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自己去判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