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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作為一門以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研究古代歷史的人文學科，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門以時間和空間為基軸的科學。換言之，對於任何一項考古發現的研究和認識，都是以時間和空間為坐標進行的。就西高穴大墓來說，首先是在時間上進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間上進行所在地點的分析，然後在此基礎上根據出土的實物資料並結合文獻記載，對墓主的身份進行判定。
西高穴大墓經過多次盜掘，但其墓葬建築本身保存基本完好，其形制和結構是清楚的。該墓是一座帶斜坡墓道、由前後室和四個側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征。在我國，漢代是一個墓葬結構的大轉折時期，經歷了由竪穴式土壙結構向橫穴式磚石結構的演變。用條形磚砌築的磚室墓自西漢中期出現於關中和中原地區，此後迅速流行開來，並且因其墓主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在結構上形成多種類型。其中，由多個墓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是東漢晚期高等級墓葬的一個突出的時代特征，在全國不少地區都有發現。尤其是“四角攢尖”式墓室頂部結構，更是東漢中期以後才出現的。如陝西華陰發現的漢順帝時的司徒劉琦之墓，就是這種多墓室、四角攢尖頂的大型磚室墓；河北定縣的中山穆王劉暢及其夫人墓（葬於公元174年），也是這種多墓室大型磚室墓。就出土遺物來看，該墓殘存文物多達250餘件，雖然尚未經全面的整理，但其中還是有不少遺物可資斷代。如出土的3枚五銖錢均為東漢五銖，而其中的1枚“剪輪五銖”錢則明顯是東漢末期；鐵鏡，雖然嚴重銹蝕而鏡背花紋不清，但其扁平大圓鈕等特點，表現出東漢晚期鮮明的時代特征；四系黃釉和綠釉陶罐，更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代表性器物。總之，無論從墓葬的形制結構還是從出土遺物來說，將其斷代為東漢晚期是毫無疑問的。
從空間上來分析，西高穴大墓位於今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西南，地處今漳河南岸，東距鄴城約14公里，同時東距西門豹祠遺址約7公里，地當漢末三國時期曹魏鄴城之西郊。西高穴村一帶，是一處平緩的高地，地勢高出3公里之外約10米左右。《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此記載說明，曹操之壽陵，建在鄴城西郊的原上，並且地勢略高。無論從地理方位還是從地勢上說，今西高穴村一帶都與文獻記載曹操之壽陵的地望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當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處取土時挖出一方後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僕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志文稱：“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志所稱魏武帝陵的位置。另外，史書及有關的地方志中，未見這一帶建有東漢王侯陵墓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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