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圍繞所謂“全球公共空間”與“戰略新邊疆”的競爭。主要是太空開發與網絡安全，美國企圖維護其太空與網絡霸權，繼續推進全球與區域“反導”系統，研製部署“天基”武器，成立“網絡司令部”，在太空與網絡兩大“前沿領域”一再鼓吹“中國威脅論”，力圖永久保持“大幅領先”優勢；
六是來自中美兩國各自國內因素的制約。既包括美國的政黨鬥爭、極端保守派與極端自由派、媒體與軍工利益集團，也包括隨著中國社會信息化進程迅猛發展與國力顯著增強而來的中國網絡民意的汹湧泛濫；
七是國際上“第三方因素”的制約。既包括歐盟、日本、俄羅斯與印度等“大國力量”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擔憂”，也包括中國的某些鄰國一貫玩弄“大國平衡術”、企圖利用美國來“制衡”中國，而這又給了美國“介入”與扮演所謂“力量均勢”“平衡者”的可乘之機。
展望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日益重要並更趨複雜，美國對華戰略“變”與“不變”並存，中美合作與競爭交織。對此，中美雙方既要抓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與改革國際多邊機制的“新機遇”，又要妥善應對現實與未來的諸多挑戰，美國政府尤其需要真正“解放思想”與“轉變作風”，徹底拋棄“冷戰思維”並端正對華心態，唯有如此，中美關係才能不斷“與時俱進”、從而持久造福於兩國人民與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