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文文學的價值受到重視，與一批新銳海外華文作家的崛起分不開，嚴歌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兆忠認為，嚴歌苓的存在使海外華文寫作的整體水平得到提升。她的小說有一種擴張力，充滿了嗅覺、聽覺、視覺高度的敏感。一些海外華文作家由於文化差異、語言不暢、生活動蕩等原因，產生“失根”的感覺，逐漸藝術感覺萎縮，失去創作能力。然而異域生活不僅沒有淹沒嚴歌苓，反而成全了她。嚴歌苓對人性的奧秘有異常的天生的敏感，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西方文化知識，穿透異域生活的複雜表象，看透本質。出國對於嚴歌苓來說，是獲得了觀察人性的新角度，新參照，有可能立體全方位地透視和把握人性。
與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留學生文學”相比，新移民文學作家更多地獲得了艱難融入西方社會後從容觀察的心境以及相對理性的態度。他們的作品中為讀者更多提供了觀察當代中國更為新鮮和具有啟發性的視野。劉複生對袁勁梅作品《羅坎村》《老康的哲學》進行了文化意義上的解讀，兩部都有批判中國文化的主題，《羅坎村》主要批判的是宗法制度或儒家文化的差序結構，《老康的哲學》則主要批判等級制觀念或缺乏民主精神、不尊重個性的民族性格。劉複生認為，這種文學書寫可看作是啟蒙主義的自我升級版。當袁勁梅把相對真切的美國經驗(而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神話的美國)作為一種批判性資源，用它來審視中國現代化的內在危機時，有其合理性的價值。滲透在制度安排和生活世界中的某些美國文化價值自有其借鑒意義，這裡面有對美國價值的美化，也有對自己身上殘留的中國思維方式的自嘲。儘管袁勁梅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大可討論，但她無意間觸及的種種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也有海外華文作家將眼光投射在日常生活之中。陳謙的《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斷南飛雁》可稱為“性別三部曲”。三個小說的女主人公都很強勢，夫妻之間有“陰盛陽衰”之勢。黃偉林認為，陳謙以一種反省的態度面對強勢女主人公的人生狀態，以其特有的敏銳，觸及現實社會中存在的“陰盛陽衰”現象，寫出了一些女性精英“飛起來了”的事實，從而引發人們對均衡的兩性生態的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