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7日電／中央紀委研究室研究員邵景均在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上撰文說，任何政黨、政治集團執政以後，都面臨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在和平建設時期，危險主要來自執政黨內部的腐敗。執政黨只有堅決反對腐敗、有效地預防腐敗，才能保持執政地位，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他指出，縱觀人類歷史，雖然每一次政權更迭都有著複雜的外部原因和多種表現形態，如外敵入侵、自然災害等等，但就其內部原因而言，都與執政者的腐敗有本質上聯繫。執政者腐敗程度較輕的時候，人民尚可忍耐。當腐敗現象嚴重並且直接傷害到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時候，就有了起義，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輪的改朝換代。
以往人們曾認為，腐敗是長在剝削階級身上不可治愈的癌症，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執政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不會被腐敗打倒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劇變發生後，人們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雖然蘇聯東歐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的具體原因各異，但在因腐敗而喪失應有的先進性和執政能力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邵景均說，儘管我黨在執政以前開展了長期的反腐敗鬥爭和根據地廉政建設，但是一旦真正執掌了政權，一些黨員幹部就經受不住權力、金錢和美色的考驗，滑向了腐敗的泥潭。根據當時的統計，從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北京在市屬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內部，查處貪污腐敗分子650人，涉案總金額約15億元（舊幣）。同期上海發生的大大小小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涉案總額186億元。其他地方這類貪污腐敗現象也多起來。面對已經出現的和可能出現的腐敗現象，毛澤東同志及時告誡全黨，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會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黨和國家改變顔色的局面。黨執政後最早領導的反腐敗鬥爭是1951年12月開展的“三反”運動。這次運動創造了新中國初期的廉政局面，鞏固了年輕的共和國政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反腐倡廉建設呈現出新特點。鄧小平形象地指出：“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蚊子也進來了。”一些黨員幹部被腐蝕，不正之風來勢很猛。黨中央堅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改變以往靠群眾運動的做法，堅持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敗，反對和糾正領導幹部特殊化，打擊經濟領域的各種犯罪行為，遏制了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經濟逐步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由於種種原因，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腐敗現象是侵入我們黨和國家機關健康肌體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泛濫，就會葬送我們的黨，葬送我們的人民政權，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黨中央提出“反腐敗三項工作格局”——堅持不懈地抓好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加大了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的力度。
進入新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高度重視。胡錦濤同志強調：“在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黨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設與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一起，確定為黨的建設的基本任務，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在繼承中發展，在改革中創新，特別是在查辦大案要案、深挖腐敗分子、加強制度建設、強化對領導幹部的監督、治理商業賄賂、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邵景均認為，面對和平發展的大好形勢，之所以總是堅定不移地反腐敗，是因為黨始終清醒地看到腐敗現象的嚴重存在，看到腐敗現象的嚴重危害：其一，腐敗會改變我們黨的性質。其二，腐敗會使黨失去執政地位。其三，腐敗會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化為泡影。
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再加大反腐倡廉建設的力度，為什麼腐敗現象還是“易發多發”呢？胡錦濤同志對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一是一些黨員幹部沒有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經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二是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各方面制度還不完善，權力運行還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三是社會上還存在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從我們的工作方面看，教育不扎實，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得力，仍然是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以上論述表明，造成目前這種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
邵景均提出，在如何反腐敗的問題上，不能“就腐敗講反腐敗”，必須視野開闊，著眼於社會的整體進步和全面發展，從治標與治本、懲治和預防兩個方面作出努力，尤其要注重治本，注重預防。一是全面協調可持續地推進發展。二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四是建設科學、嚴密、完備、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五是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六是毫不放鬆地嚴厲懲治腐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