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翻譯在傳播知識方面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我們把中西方翻譯在傳播知識方面的貢獻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時,這種作用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在西方,如所周知,繼巴格達翻譯中心之後的西班牙托萊多“翻譯院”的翻譯活動,他們通過把阿拉伯人翻譯的古希臘、羅馬的自然科學著作、哲學、神學等古典典籍以及阿拉伯人自己的學術著作翻譯成拉丁文,為西方世界提供了學習的源泉。正是通過阿拉伯人翻譯的希臘羅馬古典典籍,西方人才開始接觸到了大量的古典文化,從而推動了自己的文藝復興,也推動了西方封建社會在11世紀進入了一個全盛時期。而對於中國來說,明清時期的科技翻譯在傳播西方的科技文獻、促進中國的科技進步方面,同樣也是居功至偉的。正是通過這一時期的翻譯,西方的天文歷法、數學、物理學、機械工程學、甚至兵器製造技術等方面的著作被大批引入中國,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
再次,翻譯對各國民族語言的確立和發展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國也都不乏明顯的共同點。西方翻譯史上,馬丁.路德的聖經翻譯對德語語言的統一和發展、對確立現代德語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聖經》的英文翻譯也同樣對豐富英語的詞匯、表現手段等,促進英語朝現代英語的發展,貢獻卓著。至於中國,佛經翻譯對豐富漢語詞匯所起的作用、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翻譯對我國現代白話文的確立和發展所起的作用,等等,也都是眾所周知、毋庸贅言的。
最後,無論中西,翻譯在傳遞外來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方面也同樣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西方,譬如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初以及在此時期之中,人文主義精神的發掘、傳播和發揚,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對古代希臘、羅馬的經典文獻的翻譯,得益於歐洲各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學作品、社科經典文獻的翻譯和出版。在中國,清末民初嚴複等人對《天演論》等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譯,讓國人認識了進化論等西方先進思想,而同時期開始的大規模的文學翻譯則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國家的文學觀念,至於五四前後起我們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那就更是從根本上刷新了國人的世界觀,並最終導致國家社會制度的改變,其功用以“驚天動地”形容之,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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