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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瑪竇（左）與徐光啓 |
身體力行 促進融合
展廳內，利瑪竇寫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論》吸引了觀眾。這本書，記述了他在中國傳教的心路歷程。他懂得要取得中國人的信任，必須吸收中華文化，迎合中國人的風俗習慣。為了接近中國人，他說中文、寫漢字，生活也力求中國化。他穿上寬衣博帶的儒生裝束，埋頭研習儒家學說，還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向西方傳播。
利瑪竇到中國傳教，利用溫和的文化力量，說服代表上流社會的士大夫入教，由此帶動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明朝士大夫喜歡“雅集”，利瑪竇就和他們一起坐而論道。士大夫們喜歡天文、地理，利瑪竇就給他們繪制地圖、演示儀器。他真誠地尊崇儒學，其本人又博學多才，因此與他“談學問”的中國士大夫非常多，其中不乏朝廷高官，明代傑出思想家李贄、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就在其中。
長期生活在中國，利瑪竇發現中國的讀書人“重文輕理”，重視人文學術，輕視自然科學。他看到中西方文明是“互補”的。於是，他在中國採取“補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講求的“象數之學”，用西方學者擅長的“自然科學”加以補充；在歐洲則大力推介中國儒學，把孔子學說、“四書”、“五經”當作人文主義學說予以介紹。利瑪竇的努力，客觀上造成了17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歐洲人從中國輸入儒家“人文精神”，中國人則從歐洲進口“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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