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問題的發生到解決，由於缺少了領導者的角色，它內耗的時間可能最長；由於必須各種利益者自己打出個局面，它的成本也增加。
——由於領導者不領導，而要人民自己打出方向，這種方向自然雞零狗碎、相互矛盾，社會的整體性更加消失；由於看不到領導者角色，整個政府處於被動，於是“停停走走的政治”（stop and go politics）遂告出現，就國家職能而言，這也是一種“政治停滯”（political stagnation），或稱“政治癱瘓”。
——當政治人物畏於選邊和領導，政治人物讓人失望的速度也加速，也更加容易朝生暮死，快速代謝。
這種形態的社會及政治，學者們後來將它稱為“過多之主義”（hyperpluralism），也有學者將它歸為“民主超載”（overloading democracy），意思是說當一個社會的異質性大過民主架構所能承擔的程度，就會出現上述亂象。對於這個解釋，我倒不能同意。
而一九六○和七○兩個世代的亂象，最後還是解決了。解決者乃是英國的柴契爾和美國的雷根。柴契爾之所以被人稱為“鐵娘子”，乃是她保守，但卻有膽識而強硬，有極高含鐵量，這也是有些學者將她歸為“威權政治”的原因；而雷根也硬，硬得比較溫和柔軟。在整備秩序上，英美的工黨和民主黨是差了一點。
因此，台灣的“選舉年效應”並非獨一無二，外國早有了先例。由這些先例倒是提醒了人們，政治不能是短線的，只顧選票，只想討好選民的遊戲，只顧選票而不為不敢為，最後會讓選民受害，他們屆時就撤走選票。
至於討好選民的諂媚政治就更難了。討好選民最後經常反而是失去所有選民的歡心而被鄙棄。西方的古典民主，強調政治人物的領導性格，以及說服國民的能力，有這兩者，政治才會成為英雄事業，而不是平庸的討各種掌聲的表演事業。
過去二十年，台灣民主已有太多偏差，最大的偏差乃是選民已深知政黨及政客的虛弱性，任何事情只要糾集到一定數量的人群，就可以用選票來施壓，而施壓的結果大都可成，長久下來，政黨政客的心虛怕事早已成了他們的天性，每到選舉年，人民還沒開口，他們就會主動的有些喊卡、有些減稅凍漲。如此怕事討好的政府，難怪台灣今天會如此不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