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革命話語一家獨大
語言和話語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於社會新舊更替之時。上世紀40年代末，新中國建立，全社會的語言和話語方式就為之一變，新的革命話語橫掃一切，舊的話語體系被徹底顛覆和拋棄。這種革命話語一家獨大的局面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這是一個中國社會的語言風格和話語方式意識形態化最為徹底的時期，整個社會話語空間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意味。即使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在思想領域，這種意味餘韵猶存。
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論，即是貫串那30年社會主流話語的紅線。這從當年的流行詞匯即可窺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個偉大，五一六分子，過七八年再來一次，九評、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些數字化的新詞組，計劃意識和規訓意圖儼然。而紅衛兵、紅太陽、黑五類、黑材料、白專道路，這類色彩鮮明、界限清楚的關鍵詞，則是當時簡單粗暴的是非觀和價值判斷的具體呈現。這種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間達到頂峰，炮打、砸爛、搶班、奪權、粉碎、鏟除等動詞成為時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語匯的流行，則無疑應歸類為暴力美學的範疇。
這一時期，偽民間話語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揚主編的《紅旗歌謠》，就是官制民謠的典型。諸如“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這類盛極一時的虛假抒情，被歷史認定為民間美學包裝的極權話語，是一種全民烏托邦的咏嘆。而“土豆燒牛肉”、“不須放屁”、“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等俚俗的言說，則因出自領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誦。
1980年代：思想解放與個體覺醒
上世紀80年代，國門開啟，思想解放，西風東漸，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種思潮和知識汹湧而至，精神饑渴的知識界，饑不擇食地享用了一場以現代化為調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終人散，就會發現社會的話語格局並未有太大改觀。知識精英們雖然獲得了一定的話語空間，但沉浸在長期束縛解脫後的眩暈和狂喜之中，似乎處於一種暴飲暴食後的消化不良狀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