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英國“金融時報”刊登的《中國的廉價貨幣》的文章再次引發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的爭論。2002年“金融時報”發表題為《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的文章，指責中國向其它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2002年2月22日，七國集團呼籲人民幣升值，以抵抗全球通貨緊縮。後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復甦和對華貿易盈餘的擴大，日本要求重估人民幣的呼聲有所減弱，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壓力卻增加了。2003年9月，美國財長在對東京和北京訪問期間都明確地談到了這一問題。2003年7月，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和歐盟委員會主席發表了類似的觀點。美國總統在2003年12月訪問中國期間也提及此事。從2003年9月到2005年4月，七國集團接連發表四次公報，要求還沒有實行浮動匯率的國家應該增加匯率的靈活性。2005年7月1日，我國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先讓人民幣一次性升值2%，然後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範圍至3%。2005年到2008年三年間人民幣匯率升值了21%。
2008年9月份後，國際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對我國的不利影響明顯加重，我國政府果斷地把宏觀調控的著力點從防止過熱轉移到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上來，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五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暫免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降低住房交易稅費，加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實的要求，迅速推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爭分奪秒地加以落實；接連出台金融支持經濟發展、促進輕紡工業健康發展、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搞活流通擴大消費和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穩定就業等政策措施；重新啟動了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鈎的機制，縮小了對美元匯率的波動範圍。由於這些措施，經濟從而迅速反彈，2009年實現了8.7%的經濟增長率。
2008年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上台之後，面對遭受金融危機打擊後的爛攤子，採取很多刺激經濟的政策，但經濟增長下滑、失業率飈升、房地產低迷的局面沒有根本扭轉。2009年9月20日20國峰會時，奧巴馬做出強硬姿態，呼籲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減少出口。10月2日七大工業國在土耳其發表聯合宣言，要求人民幣升值。第二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度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11月13日，亞太經合組織21個成員國當著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面要求人民幣升值。今年1月20日，七大工業國通過媒體表示要求人民幣升值。2月5日的加拿大峰會，七大工業國將再次對人民幣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和矛盾
敏感的讀者不難發現，中國改革開放的前20年，或者說2001之前，中國實行人民幣與美國掛鈎的匯率政策，每當我國出現高通貨膨脹之後都是伴隨著一次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匯率從1978年的1：1.7一直貶值到1994年1：8.7，隨後基本上固定在8.3水平上，那時美國政府很少對人民幣匯率水平說三道四。拿中美經濟不平衡和人民幣匯率說事，主要發生在2001年之後，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既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轉移國內經濟矛盾和阻止經濟下滑的應急舉措，也是國際社會對我國匯率體制和政策的反思和要求，表明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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