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政策退出方式不同
《新財經》：既然說經濟已經復甦了，就不得不提經濟刺激政策退出問題。您認為，中美兩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會有什麼不同？
盛 洪：美國的退出方式很簡單，就是這些被救助的機構和企業恢復正常運轉後，向聯邦政府歸還救助資金，錢還給政府就等於救市政策退出了。在中國，實際上是靠政府的行政干預來退出，比如銀行的貸款額度要有限定，用政府的行政命令來控制銀行發放貸款規模。由於一些政府部門、一些央企都比較喜歡膨脹的政策，所以，中國的政策退出不會太快。現在看，問題還不會太嚴重，中國還有沒完成的城市化進程，使政策退出的腳步放慢變得相對合理。
袁鋼明：刺激政策肯定是應該退出的，但中國現在並不談退出，退出是美國先提出來的。因為，一開始很多學者就反對，不能用破壞經濟機制的辦法來解決金融危機。所以，美國在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的時候，就表示了刺激政策只是應對危機的一種方式，只要危機一過，刺激政策馬上退出，絕不拖延。
但中國從來就不說政策退出問題，把這個事情當做機遇繼續發展下去。這就是應對危機的弊病，或者說是對金融危機不合理的認識。實際上，刺激政策是應該退出的，比如貨幣政策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這也是一種退出。但現在財政政策就不好退出，房價現在被推得這麼高，地方融資平台也沒辦法退出，也不能退出，很多錢都投向了公共事業，投入到長期工程中，這些工程一建就是十年，甚至更長，建起來就退不下去了，否則都成了“半拉子”工程。中國是一開始就把這些刺激政策當成了長期政策，利用這個機會搞長期的基本建設，其實壓根兒就沒想退出。
《新財經》：我們知道，美國的很多政策是在限制政府的控制能力，即使這次對個別行業有一些救助行為（比如汽車），但也沒有更多地介入。而中國的很多政策，是在聚集政府權力，比如“國進民退”潮流重現。這樣下去，一段時間後，中美在經濟上會出現怎樣的不同效果？
盛 洪：“國進民退”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國進民退”就是使國有經濟所占的社會資源比例增大，意味著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群體替代生產率較高的群體，從整個社會來講，社會的生產率會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會放慢。另外，“國進民退”會導致極大的不公，國有企業利用壟斷權，利用所謂的特殊權力，獲得了大量資金，然後用這些資金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們的收入高出社會平均水平的5～10倍。這麼高的收入顯然不是通過自己努力得來的，是利用的特權和壟斷權得到的。在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的時候，這種不公帶來的問題有可能被緩和下來，大批社會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和農民工，由於城市化的發展，還能得到一定的補償。但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時候，矛盾就會凸顯，甚至會帶來動蕩。應該說，如果“國進民退”繼續下去的話，會阻礙中國經濟健康增長的勢頭，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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