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重新思考其國際角色
不管怎樣，G2反映出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和其它國家）的新定位是這個客觀的新結構的要求。那麼，中國本身呢？很顯然，中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國際角色。
首先是中國的國際定位。傳統上，中國的國際定位是發展中國家。今天，中國當然還沒有成為發達國家，但也已經不能簡單地把自己定位在發展中國家。因為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中國不得不負起一些帶有全球性的責任。傳統的“發展中國家”的認同不僅僅是中國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客觀反映，也是政治和戰略上的考量，即對國家安全和反霸權主義的需要。同樣，現在對這個認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僅僅是因為客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也是戰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國的實際能力如何，從國際社會的期望來看，中國要承擔的國際責任已經大大超越了發展中國家的範疇。
中國也面臨大國外交的新問題。在美蘇冷戰期間，大國外交是為了競爭國際空間，即美國陣營和蘇聯陣營。但現在則不同，因為中美兩國同處一個體系。儘管中國離美國力量的距離還非常之遠，但目前中國和美國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體系內部，而歐盟畢竟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這就增加了中國大國外交的複雜性。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當向整個體系負責，但站在這個體系頂峰的則是美國。因此，一些人就分不開對體系負責和對美國負責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兩類責任之間有重合，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因為處於體系的高端，都必須為這個體系的穩定負責。但這兩類責任並不是同一件事情，因為體系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體系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的一致性要遠遠大於體系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簡單，這個體系是在美國領導下建立的。同處於一個體系之內，但同時又有不同的國家利益，這就決定了中美兩國之間有合作，又有衝突。
要在同一個體系下處理共同的問題，這需要中美兩國擁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價值觀和對處理問題的方法的共識。如果這個層面沒有一點點共識，那麼不僅共同的問題很難解決，更嚴重的是衝突會加劇，甚至比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還要壞。在冷戰時期，美蘇各有自己的陣營，雙方之間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懾之外，沒有其它實質性的關係。這種關係當然很危險，但美蘇雙方的互動並不多，日常衝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處一個結構，互動是日常事務。一旦遇到要處理具有全球性的問題，就需要兩國具有一定的共識。這就是為什麼在伊朗、朝鮮等問題上，美國近來越來越要求中國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預見，美國的這種要求會越來越多。）儘管中美兩國之間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價值（不同的文明、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但那種處理國際問題上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識和價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這就需要兩國進行經常的對話，通過對話達成共識。不過，兩國對話達成共識並不是要排擠其它國家的意見，否則就是誰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結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