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請問何先生一個問題：有沒有這個可能？何先生將來從秦墨史的影響，轉變到商鞅變法的影響，將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給我們再深入地探討一下？
何炳棣：本文所論墨者與獻公的密切關係，不就是已經修正了兩千年來認為秦國由弱致強歸於商鞅變法嗎？
陳來：十年不見了，何先生看上去還是老當益壯，寶刀不老，聲若洪鐘，剛才楊先生說：何先生是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人。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聲譽，這是與他一直做第一流的題目是聯繫在一起的。
何炳棣：1932年，我15歲，南開高中二年級上學期還沒有念完，因為參加學潮被開除了。1934年考上了清華，第一次月考，我以為準備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誤解有關埃及及宗教試題的措辭重點，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廣（後改名姚依林）得91分，對我說：“能得89分也很不錯啦！”姚的話完全是出於自然的，而且是純友善的。可是，我心裡就很難受，心想：何以如此用功而不能獲得應有的報酬，看來讀書思維習慣如不認真改善，將來怎能應付全國競爭的留美或留英考試。所以我即刻下決心就以西洋通史這門課作為磨練意志的對象。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學期平均得“E”（Excellent，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學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獲“E+”，創了紀錄，楊振寧先生曾經說過：“這是傳奇，還沒有人能考過他的。”追憶這件瑣事絕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不諱的招供——此後治學幾無不遵守清華大一讀西洋通史過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戰”式自我磨練的原則。
陳來：何先生總是如此的苦幹、實幹，把做第一流的學術成就視為生命，同時何先生也付出超一流的努力，所以才能成功。中國歷史真正最大的事是秦制的建立以及對後世影響，這一點我很贊成。我認為，聽了您的講座有一個想法，秦制的建立是否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
何炳棣：是的，我很苦，做學問是件非常苦的事情，現在我的手和肩膀都是麻的，我的夫人幾年前過世了，我們曾享有65年半的婚姻，我們是同班同學，一個家庭沒有女人不成其為家。
我只能極簡單地回答您的問題。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是實現了墨家尚同的理想，可是，在這個制度背後的倫理觀念並沒有實現。事實上，秦國並不考慮墨子尚同的倫理標準。
（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