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案中，精神病醫院堅稱“誰送進來的，我們醫院只對他負責”，對於律師提出的人身自由、通訊權、會客權，院方表示需要征得送治人同意。黃雪濤認為，出於非醫學理由，對鄒宜均的人身自由、會客自由、通訊自由實施限制，實際上是合謀對鄒宜均實施非法拘禁。
案件折射出法律的尷尬。十年前通過的《立法法》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黃雪濤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指出，“由於《精神衛生法》遲遲未能出台，對精神病人的強制措施的法律依據僅是衛生部等部委規章、規定，即便是地方制定的精神衛生條例對此作出規定也明顯違反《立法法》。”
正常人被強制收治的另一面，是大量需要救治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治療。
馬力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說，“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療分為自願住院、保護性強制住院與保安性強制性住院三類，後兩類為非自願治療，這也是目前《精神衛生法》起草最重要的爭議所在。”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研究員劉白駒也認為，目前保安性非自願住院治療仍是法律空白，對其重視不夠。
2010年兩會期間，劉白駒提交了“關於《精神衛生法》應當如何規定非自願住院治療問題的提案”，呼籲中國《精神衛生法》在確立自願住院、治療基本原則的提下，建立兩種非自願住院治療制度，即救護性非自願住院治療和保安性非自願住院治療。
據馬力介紹，由於第三類已經發生了危害社會的行為，按照《刑法》規定，公安機關可以收治。因此，爭議最大、最難辦的要屬救護性強制住院。“在討論和調研中，我們認為對於收治的對象必須嚴格遵守兩個程序，首先是醫生鑒定，然後有獨立的第三機構來複核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這個第三方必須是獨立的並且和醫院沒有任何利益關係，不隸屬於任何機關，由三到五人組成的專家組隨機選取。”
黃雪濤認為，精神病的決定者不應該是受益人，比如公安機關和醫院。因此，應該提供司法救濟與表達異議的渠道。
劉白駒則特別強調，由於非自願住院治療的實施，構成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精神衛生法》應對其適用的條件、程序和責任作出明確、嚴格的規定，並且引入社會、司法的干預、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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