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加工製造等行業，起到積極的減負作用，然而對采掘業特別是煤炭行業不僅沒有減負反而在增負。”淮南礦業方面如是說。
這有一定的道理。由於增值稅允許抵扣，加工貿易企業有進有出，有進項稅也有銷項稅，兩項抵扣，實際繳納稅負理論上可以是零；而淮南礦業作為資源類企業，其煤炭等是產品，不是買來的，銷項稅多，進項稅少，基本無法抵扣，實際稅負就相應加重。
據全國人大代表耿加懷公開的一組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際增值稅率僅為3.41%，而其調研的十家煤炭企業實際增值稅負更高，2007年、2008年平均實際增值稅負分別為10.4%、10.7%。
而到了2009年之後，煤炭企業稅負進一步加重，到了2009年，稅率上升到了17%，這就使得煤礦企業稅負壓力大了很多。
“結構性減稅對應的往往是結構性增稅。”蘇州一家企業負責人表示，去年因應對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國家和地方都加大了稅收徵繳的力度，使危機中的企業苦不堪言。
此外，在人大財經委和人社部等提出的調研建議中，更多的是提出將稅負降低，以促使企業提高工資，並沒有提到企業的“費負”，這一塊也是企業的負擔大頭之一。
不為外界關注的質檢給部分企業帶來的負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華東地區某省組織了政府人員對下屬國企進行了常規調研，結果發現企業竟然普遍反映質檢“檢測過於頻繁，檢測種類過多，收費過高，企業不堪重負。”
這次調研有一個結果：生產型企業中70%的企業反映質檢部門的問題，一是檢驗檢測的必要性，二是收費的合理性，而這兩者都加重了企業的負擔。
“一個銷售收入1000萬元的企業，一年的各項檢測費用上百萬，質檢是我們這次督查中企業反映最強烈的部門。”參與其中的一位官員如是舉例說。事實上，僅僅將稅降低只能部分降低企業負擔，而更大的負擔則是企業的收費負擔。
“費不規範的多，企業不可預見。企業預算中無法準確計量，而稅，企業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做好預算。”上述參與調研的官員透露。
即使對於再嚴格的稅收，一般企業都有相應的合理避稅手段，但對於收費而言，則企業根本無法逃避。
“化稅為薪”實操：如何讓左口袋的錢到右口袋？
接受採訪的幾位官員和學者均認為，吳曉靈等人的建議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問題隨之而來，誰能夠確保將左口袋的錢就真正能夠轉到右口袋呢？
初次分配領域中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分配調節，同再分配過程中政府與企業的分配調節息息相關。而後者的制度設計，往往成為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
對於“化稅為薪”的方式，常州市紅陽電子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蔡女士表示，根據她的經驗，國家減稅幅度不可能太大，而政策到了中小企業層面上效用就更小了，在企業其他成本都在上升的時候，企業會否有動力給員工加薪，存在疑問。
蔡女士的公司是按照計件方式計算工人薪酬。在多勞多得的薪酬制度下，提高計件薪酬即意味著直接提升產品製造環節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提升薪酬，就意味稅收要有相應的返稅比率，而這個比率國家一般是不可能為企業根據其製造成本而單獨制定的。
“我們規模小，稅收相對來說也不是很高，相應的減免空間也不大，但是如果強制提高工資的話，我們的成本壓力就會增加很多。”蔡女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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