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大公司是按照制度化的管理，返稅程序容易操作，中小企業比較靈活，業績起伏很大，不好計算和操作。
“‘化稅為薪’這種方式可能更適合大型公司，特別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大型企業。”蔡女士說，大型企業一年稅收上億，按比例進行稅收減免後，就有很大的數額，而由於大型企業的業績相對穩定，因此將減免的稅收拿出一部分改善工人薪酬，可行性較強一些。
不過，業界擔心，由於大型企業中國有企業占比很大，如果僅在大型企業中實行該項政策，又會引發社會對於壟斷國企本已高企的薪酬水平產生質疑。
與此同時，企業員工則對企業能否自主減薪、及“稅轉薪”的落實監管心存質疑。
江陰市寶宏毛紡有限公司業務部門的一位員工表示，目前的收入結構是基本工資加提成。“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這名員工認為，最後能否體現在提升員工工資上，很難說，不太可操作。
“交稅是強制性的企業交稅，但加工資是企業自主的行為和權利。”他說。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同意通過初次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思路。“政府通過減免企業稅收，在初次分配環節，少收一點，給企業多留一點，讓企業有動力為員工加薪。”
不過他同時強調，這有兩個前提，首先政府要有意願和決心為企業減稅，第二政府監管不能缺失，這個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
接受採訪的幾位官員和學者均認為，吳曉靈等人的建議很好，就是左口袋右口袋的道理。但問題隨之而來，誰能夠確保將左口袋的錢就真正能夠轉到右口袋呢？由於稅收是再分配，工資等是初次分配，而事實上，正是現實中，初次分配主動權太多，部分導致工人工資一直上不去。
一位官員就舉例說：比如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帶薪休假等行往往靠企業自主執行，但很多企業根本不執行。
主權落在政府
“化稅為薪”的自主權在企業手上，但“提薪讓稅”的主動權在政府手上。這是根本區別。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表示，由於政府掌管再分配而非初次分配，“化稅為薪”的方式不太可行，還不如直接提高基本工資、並減免個人所得稅的效用大。
“或者，將‘化稅為薪’換一種方式來實施，鼓勵企業增加工資，然後根據工資增加的幅度酌情減免企業稅收。”葉青認為，改為“提薪讓稅”的方式，操作性更強一些。
“化稅為薪”的自主權在企業手上，但“提薪讓稅”的主動權在政府手上。這是根本區別。
此外，葉青建議，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通貨膨脹的速度，每年調整企業的最低工資標準。
目前，上海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最高，達1120元／月，但其他地方明顯過低，比如深圳才900多元。
“要讓工資跑贏CPI，否則即使收入實現倍增，也仍然無法完成分配改革的使命。”具有統計學背景的葉青強調，要將最低工資標準同通貨膨脹率相掛鈎。
2009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同比增27.68% ，同年中國GDP增長8.7%。去年，官方報告的CPI統計數據是－1.9%，但是從貨幣發行量和乘數因素考慮，過去不少年份的真實通貨膨脹率都很高。
|
